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制度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根据《关于印发国有资产年度统计报告制度的通知》(国资统发[1997]18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益和使用效果，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年度报告规范，根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①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注：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1994年1月－1994年12月）第315－323页。
第二条 建立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制度的目的是如实反映国有企业经营效绩、资产实力、信用状况、投资环境及社会负担等情况，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通过对全国国有资产存量、分布、结构、运营和效益基本情况的收集、汇总、检
索和分析，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第三条 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情况年度报告。
国有资产年度报表是由国家根据经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单位经济类型、财务体制、会计制度等制定的统一报表格式，以便对各级企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运营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效绩评估和前景预测。
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情况年度报告是由各级经营、占用、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单位分别编写年度内国有资产的运营（使用）状况报告书，作为考核各级企业、单位经营（使用）效绩的基础资料。
第四条 所有经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报表格式和报告内容，在每年年终经过对本企业、单位进行资产盘点、会计决算后，正式向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所填报和编写的经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有关数据资料和经营（使用）情况报告
。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应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本级所监管国有资产汇总情况和分析报告。
第五条 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工作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及资源性资产的不同管理性质分类进行组织。其中：在经营性资产年度报告工作中按一般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境外企业、基建单位等不同行业及管理性质分类进行组织。

第二章 工作范围及统计级次
第六条 依据本制度应当填报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编写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情况报告的企业、单位包括：
（一）各类国家投资企业。
（二）各级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和军队、武警。
（三）按规定列入国有资产统计范围的其他企业、单位。
第七条 本制度第六条所称“国家投资企业”包括：
（一）非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
（二）国有独资公司，即由国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做为其唯一出资人并实行公司制的企业。
（三）国有控股企业，即国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做为出资人之一，国有投资份额占其资本比例具有支配地位或控制作用（即国有投资份额占50％以上拥有多数股权或虽在50％以下但拥有实际控股权）的各类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各类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四）国有参股企业，即国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做为出资人之一，国有投资份额不具有支配地位或控制作用的各类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各类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五）其他拥有国有投资的企业、单位，主要包括：
1．经产权界定并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占（使）用国有资产占资本份额50％以上的集体企业、单位；
2．实行企业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
3．国家或国家投资企业开办的各类境外企业、机构；
4．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投资开办的各类经济实体；
5．军队、武警投资开办的各类企业或经济实体。
第八条 本制度第六条所称“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包括：
（一）各级行政党团机关，主要指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机关、政治协商会议机关、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党派等组织机构。
（二）各类由国家及全民所有制单位举办的事业单位。
（三）各类属全民所有制性质或由国家预算提供全部或部分经费的独立社会团体。
（四）各类行政事业单位附属营业单位，主要指行政事业单位所属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设立、领取了《营业执照》但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营业单位。
（五）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开办的境外机构，主要指使（领）馆、商经处、文化处、代表处、记者站等。
（六）军队、武警所属行政事业单位。
第九条 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在编报国有资产年度报表时，按地方、中央及中央特殊行业三类进行划分，其中：地方、中央均应以最基层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为基本单位；中央特殊行业以国家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层次为基本单位。
第十条 本制度第九条所称“国家投资企业基本单位”是指国有资产统计报表的最基层填制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独立核算并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
第十一条 本制度第九条所称“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单位”是指国有资产统计报表的最基层填制单位，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由国家核定的行政或事业编制。
（二）独立核算的预算会计单位和拥有固定的收益或经费来源。
第十二条 地方国家投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分为三个统计级次：
（一）第一统计级次指：各级（包括省级、地市级、县级）政府所属企业、单位。
（二）第二统计级次指：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企业、单位以及由第一级次的企业、单位所投资或举办的下属企业、单位。
（三）第三统计级次指：由第二级次的企业、单位所投资或举办的下属企业、单位。
第三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均归入第三级次，均按第三级次企业、单位进行统计。
第十三条 中央国家投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分为四个统计级次：
（一）第一统计级次指：国务院所属部门、直属总公司（行业公司）、控股公司、计划单列企业集团。
（二）第二统计级次指：中央各部门的直属企业、单位以及由第一级次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下属企业、单位。
（三）第三统计级次指：由第二级次的企业、单位所投资或举办的下属企业、单位。
（四）第四统计级次指：由第三级次的企业、单位所投资或举办的下属企业、单位。
第四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归入第四级次，均按第四级次企业、单位进行统计。
第十四条 中央特殊行业是指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和统负盈亏的特殊管理行业，主要指银行、保险公司、电力部门、邮电部门等。中央特殊行业分为四个统计级次。
（一）第一统计级次指：国务院所属部门、总行、总公司。
（二）第二统计级次指：省级分支机构，以及由第一级次的部门、单位直接投资或举办的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三）第三统计级次指：由地（市）级分支机构或第二级次的企业、单位投资或举办的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四）第四统计级次指：由县级分支机构或第三级次的企业、单位直接投资或举办的下属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第四级次以下的企业、单位归入第四级次，均按第四级次的企业、单位进行统计。

第三章 报表类别和报告内容
第十五条 国有资产年度报表依据企业、单位不同行业或管理性质分为五类，即：企业类资产年度报表、金融保险类资产年度报表、境外企业类资产年度报表、建设单位类资产年度报表和行政事业单位类资产年度报表。
第十六条 国有资产年度报表由基层企业填报，采取逐户填报、逐户录入并自下而上按产权隶属关系层层汇总、逐级上报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企业类资产年度报表主要由以下企业填制：
（一）除金融、保险类企业以外的境内所有的国家投资企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商品流通、施工、房地产开发、运输（交通）、邮电通信、铁路运输、民用航空运输、文教卫生、旅游饮食服务、新闻出版、电影出版等。
（二）金融保险类企业所属的非金融保险企业。
第十八条 金融保险企业类资产年度报表主要由以下企业填制：
（一）银行，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
（二）保险，包括各类国有保险公司或机构。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担保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典当行、信用社等。
第十九条 境外企业类资产年度报表主要是由国家投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举办或投资的各类境外企业填制。
境外属于费用报帐性质非独立核算的代表处、项目组、办事处等只填报境外企业类附表。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资产年度报表由实行独立核算的基本建设单位（项目）填制。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年度报表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填制。
各级城市房管部门应填报行政事业单位年度报表中的房管部门表。
境外行政事业单位应填报行政事业单位报表中的境外行政事业单位表。
第二十二条 企业属同一产权主体内部的报表应采取以下方式合并：
（一）全民与全民企业合资、合作（联营）股份占50％以上的，其报表由控股单位合并汇总后上报。
（二）全民与全民企业合资、合作（联营），双方股份各占50％或多方持股且股份均等的，由协议主管部门或实际主管部门一方合并汇总后上报，同时将该企业的资产统计报表抄送各投资方。
（三）全民企业、单位与集体企业、外商或个人合资、合作（联营），凡国有投资占企业、单位资产份额超过50％的，均应填报报表，并按国有投资企业、单位性质进行报表汇总。
（四）全民企业、单位与集体企业、外商或个人合资、合作（联营），凡国有投资占企业、单位资产份额超过25％但不拥有控股权的参股企业，按国有投资企业、单位性质填报报表，其报表只收集、录入，不进行报表汇总。
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合并方法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不同类企业资产年度报表汇总原则采取：
（一）非金融业务集团企业所属从事金融业务的下属企业，应填报金融保险企业类资产报表，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合并汇总，形成企业类汇总国有资产报表，上报时应附送所属金融业务的机构报表。
（二）各银行和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所属非金融业务的企业，应填报企业类报表，报送上级行或总公司层层合并汇总，形成金融保险类汇总国有资产报表，上报时应附送所属非金融性企业的报表。
（三）企业、单位拥有的境外企业，应填报境外企业类报表，报送国内投资主体合并汇总，根据国内投资主体的性质，形成相应的汇总国有资产报表，上报时应附送所属境外企业报表。
（四）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举办的各类经济实体，应填报企业类报表，上报主管部门进行合并汇总，形成行政事业单位汇总国有资产报表，上报时应附送所投资举办的经济实体的企业类报表。
第二十四条 对于暂无上级主管部门或机构改革后主管部门撤销合并的企业、单位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报送报表。
（一）委托报送。委托原主管部门，或新的主管部门代为汇总报表后上报。
（二）直接报送。企业可直接向同级国有资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产经营情况报告是指国家投资企业在每年年度终了后，将本企业所经营、占用的国有资产在一个经营期间中的运营和效益情况向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或机构做出的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资产、负债和权益总额及其构成。
（二）企业年度资产经营效益情况、主要效绩指标和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情况，以及影响经营效益的原因。
（三）企业所属下级企业、单位的户数，企业对外投资情况分析及所属下级企业产权变动情况，以及在建工程情况分析。
（四）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的其他情况。
（五）企业关于提高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效益的措施或建议。
第二十六条 国有资产使用情况报告是指占有、使用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行政事业单位在每年年终，向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本单位所占有的国有资产在该年度内的使用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包括：
（一）资产存量及结构。
（二）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情况。
（三）本单位所属单位的户数，单位对外投资情况。
（四）本单位应反映的资产占用其他情况。
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报告随国有资产年度报表一同上报。

第四章 工作组织和工作职责
第二十七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对本级所监管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存量、结构、运营效益等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汇总、检索、分析工作。
第二十八条 各级基层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在每年年终进行资产盘点、会计决算或费用清算后，应及时汇总整理有关国有资产统计数据，编制本企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及资产经营（使用）情况报告，在新年度的3月31日前按产权隶属关系上报主管单位；经主管单位
审核汇总后，中央企业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地方企业上报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中央企业上级主管单位和地（市）、县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所属各基层企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情况报告后，进行全面审核、汇总，编制本系统、本地区的资产年度报表和资产经营（使用）情况报告，在4月30日前报送中央各部
门或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中央各部门和省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所辖范围内同级部门和下级报送的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后，组织进行全面审核和汇总，形成本部门、本地区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分析报告，在5月31日前报送国家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一条 国家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在每年的6月30日前，将审核汇总后的全国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全国国有资产经营（使用）报告报送国务院。
第三十二条 各级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可根据国有资产统计工作需要，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在内部有关机构中指定专职人员负责国有资产统计工作。
第三十三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对本级所管辖范围内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和有关数据资料的布置、收集、整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并相应建立国有资产数据库。
各省级（含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市）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应有相应机构，承担本级国有资产统计工作职能，并建立数据录入和汇总点。
各县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国有资产报表的具体布置、收集、汇总、分析工作，有条件的县可设立相应机构和数据录入点。
第三十四条 中央各部门国有资产统计工作，由专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负责，按规定程序布置、收集、汇总、分析和报送本部门所监管国有资产年度汇总报表和有关数据资料；尚未设专职国有资产机构的中央部门，可在内部有关机构中指定专职国有资产统计人员负责。
第三十五条 国家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的统计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全国国有资产年度报表，建立全部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占（使）用国有资产情况的数据资料库。
（二）组织对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国有资产统计，包括各项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
（三）管理和公布本级国家投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经营（使用）的各种统计数据。
（四）指导、监督、检查下一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国有资产统计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级承担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工作的职能机构，有权要求本级有关国家投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提供真实的数据资料，并负责对所辖范围内国有资产统计资料和报告情况进行核实确认。
第三十七条 各级从事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人员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执行资产统计任务所需的财务、统计、计算机等各专业知识，并有义务揭发、检举国家投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中因违反国家规定造成国有资产虚报、漏报或流失等行为。
第三十八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应对在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取得重要成绩的集体或个人，给予表彰。具体表彰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对在国有资产统计工作中发生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漏报等行为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应根据《会计法》①、《统计法》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具体处罚措施：
注：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规汇编》（1993年1月－1993年12月）第425－430页。
（一）依据《会计法》有关规定，对于有意伪造、篡改国有资产数据资料并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于虚报、瞒报和拒报的，建议主管部门免除（解聘）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职务，或者给予降职、撤职处分。
（三）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迟报、漏报的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经济处罚。
（四）依据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清字〔1995〕10号《关于加强对清产核资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有关规定，由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中介机构对该企业、单位进行清产核资，重新填报有关报表，所需费用由该企业、单位负担
。
（五）由同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在地方、部门内或全国进行通报批评。
（六）取消有关企业、单位或国有资产行政管理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参加各级评选报表先进的资格。

第五章 数据运用和资料管理
第四十条 为了既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关资料，又能保守国家、企业、单位的商业秘密，应加强国有资产数据资料的管理。
第四十一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都应建立国有资产统计分析制度。
国有资产统计分析制度是指按照加强国家宏观管理、深化企业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工作要求，对本级所监管企业、单位资产存量、资产分布、资产结构、经营效益及存在问题等进行分组、分类统计分析，为各级领导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第四十二条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都应建立国有资产数据定期公布管理制度。
国有资产数据定期公布管理制度是指经批准后定期向社会公布或为各类企业提供国有资产的有关统计数据资料，促进企业走向市场，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并为合理配置资产和优化资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第四十三条 国家国有资产行政管理机构拥有全国国有资产汇总数据资料的管理权。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各部门拥有所分级监管国有资产的汇总数据资料和国家投资企业基本数据资料的管理权。
第四十四条 企业、单位数据资料管理的商业秘密是指涉及企业公平竞争、相互经济往来的关键性资料，但企业、单位按国家规定填报的资产负债表、国有资产总量表等所列基本指标不得视为企业、单位的商业秘密。
各级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有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
第四十五条 国有资产数据资料密级范围、期限、管理、公布等事项均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和具体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国有资源性资产统计制度另行制定。
第四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依据本制度，结合各自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备案。
第四十八条 本制度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95年12月19日
惩罚犯罪--渐行渐远的立法宗旨——关于 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理性思考

李新福


摘　要：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惩罚犯罪；立法宗旨；人权；法律应用；思考


　　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1〕此法条开宗明义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同时，也揭示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辩证关系，即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要保护人民，必须惩罚犯罪。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
　　盗窃、抢劫这类不劳而获、严重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不断为之付出巨大的防治成本，公民不断为之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一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都公认的犯罪行为。盗窃、抢劫犯罪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且犯罪界限清楚，认定简单，理应严厉打击、大力遏制，即使达不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效果，也能使社会秩序良好，公民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盗窃、抢劫犯罪日见猖獗，人心惶惶。法律对此类犯罪威慑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司法中罪犯权利持续非理性扩张，此类犯罪成本太低，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是普通公民还是罪犯——审判前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罪犯与公民的权利不是相同的，因为罪犯的权利要根据其犯罪性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社会政治权利、限制生命生存权利等。罪犯限制其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关键点，一是由谁认定其罪犯身份，二是由谁来限制罪犯的权利。
　　“罪刑法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律，即是否犯罪法律条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于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具有执法权和最终犯罪确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人形成“罪刑法院定”的不准确法律概念。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指法院具有最终形式犯罪确认权，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前具有普通公民权利，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在法院审判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私人住宅、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是普通公民的权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不是普通公民，是限制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认为罪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采取以上行为，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认为犯罪的能力和权力，其认为的依据是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款，符合“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因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是执法机关，所以也可以实施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那么普通公民能不能认为他人犯罪并采取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呢？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是否犯罪是以法律条款衡量，那么知道、理解有关法律条款的普通公民同样可以认为犯罪。只是普通公民因为文化基础、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的差异，其认为犯罪的准确度不同，但是关于犯罪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应当不会差异很大。难以设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犯罪行为都不知道，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如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条款都说明普通公民具有基本的认为犯罪和限制罪犯权利的权力。
　　可是，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较大的限制或否定。在盗窃、抢劫案司法实务中，普通公民现场抓捕扭送盗窃犯、抢劫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普通公民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条件，但是法条赋予公民的“扭送”权力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扭送往往存在搏斗，法条没有界定公民采取制服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司法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受伤或死亡，公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公民受伤，犯罪嫌疑人难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条款，由于实践中难以把握，使公民正当防卫时缩手缩脚、投鼠忌器，罪犯则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实际效果是正当防卫中被侵害的公民打击罪犯的权利受到法律制约，而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实际是逃跑、拒捕行为得到法律一定保护。
　　当前，盗窃、抢劫罪犯起诉被害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防卫、自救、抓捕犯罪犯中造成罪犯受伤或死亡，罪犯及其辩护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不是罪犯，他们有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权；被害人不是执法人员，不具有限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即使事后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其盗窃或抢劫的犯罪事实，也还有许多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认为当时被害人不具有这种采取措施限制、制止、打击盗窃、抢劫犯罪的权力。许多被害人因此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二、保护公民权利还是保护罪犯权利——权利对抗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思维中，因为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存在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因此要肯定公民的某些权利，必须否定罪犯的一些与公民这些权利相对抗的权利。
　　在公民扭送现行盗窃、抢劫犯罪分子时，法律肯定公民的扭送权力，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因为如果发生拒捕搏斗，不能保证犯罪分子不受到制服措施的伤害。在公民对抢劫犯的正当防卫中，既然法律肯定了公民防卫的权力，也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否则，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实际是一句空话。当然，法律关于正当防卫条款并无肯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等限制，使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使困难，罪犯的权利却得到有效保护。
　　2006年5月3日，小偷在偷窃30岁的下岗职工任朝阳的自行车时，被其当场抓获。任朝阳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扭送途中，小偷手腕骨折，被鉴定为轻伤。2006年8月30日，小偷盗窃行为属实，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2007年6月11日，小偷起诉任朝阳，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任朝阳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赔偿受害人8937.7元。〔3〕显然，这类司法把握，是肯定了小偷的生命健康权，否定了公民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法办、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权利。
　　在抢劫的正当防卫界定中，很多司法案例把抢劫成功后当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否定被害人自救、反击、抓捕罪犯的行为，以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对抗被害人的打击犯罪、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种界定事实上使法律成为抢劫犯的保护伞：抢劫犯一旦抢劫成功，被害人已经失去正当防卫条件，如果继续对罪犯采取夺回财物、制服抓捕措施，造成罪犯伤亡的，已经不是正当防卫性质，要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湖南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辽宁营口的士司机杨友刚撞击抢劫犯案，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命健康权不能高于财产权——主体不同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主体平等才能权利平等，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衡量罪犯与公民的权利时，显然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是不同的主体，一方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一方是完全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权利是不能平等的。许多司法审判把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谁侵犯了谁的生命健康权都是性质相同的违法犯罪，认为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错误理解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也只能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如守法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之间，犯罪的公民与犯罪的公民之间，如果认为罪犯的生命健康权高与守法公民的财产权，显然是忽视了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错误应用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
　　当前，在有关抢劫案件正当防卫中，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常被错误应用。有些司法人员、法学人员认为抢劫犯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被害人自救、反击、防卫措施侵犯的是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属性质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如果一个犯法歹徒的生命健康权高于一个守法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公民的财产只能任由歹徒盗窃、抢劫而不能有半点不满或抗争，因为抗争大多会损害歹徒的生命健康，会受到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那么，大多数懂法的公民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窃、抢劫犯罪分子作案、逃逸，扭送犯罪分子、正当防卫无人敢为。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这是罪犯生命健康权高于普通公民财产权的典型判例，至二审时才得以纠正。

四、以暴制暴——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

　　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以暴制暴一般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其核心论点是犯罪分子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他有罪；公民不具有制裁罪犯的权力，并且存在制裁程度的不准确。其实，以暴制暴的性质、现实意义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
　　对犯罪分子的法律处理，不外乎教育与惩罚两种方法，其中法律惩罚就包括死刑等以暴制暴性质的惩罚，只不过这个以暴制暴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执法机关执行。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法律赋予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的权力，实际就是赋予公民以暴制暴的权力，这是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以暴制暴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也符合法律惩罚犯罪、打击罪犯的立法宗旨。
　　以暴制暴在当前治安形势下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古语云：乱世须重典。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虽然社会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期间，各种政治思潮的涌起，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于盗窃、抢劫这些恶性挑战社会秩序的犯罪，法律打击力度不足，威慑力量不够，犯罪成本太低。法律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公民对盗窃、抢劫犯的积极斗争和反击是对法律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支持，对提高盗窃、抢劫成本，扭转目前盗窃、抢劫犯罪猖狂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民敢于参与打击罪犯，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提高了这类犯罪的成本，也减轻了公安部门的破案成本，是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力量。如果公民这股提高盗窃、抢劫犯罪成本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法律的理解和支持，被定性为非法的以暴制暴，盗窃、抢劫如何遏制？社会治安不良局面如何扭转？
　　古语“矫枉过正”是指纠正错误过了一定的界限，也是错误。后人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论点，是指在纠正严重、顽固错误时，其开始时力度要大一些，才能有效纠正错误。许多罪犯的行为表明，在法律制裁和公民以暴制暴打击罪犯两者中，他们更惧怕的是后者：法律制裁，许多路面一般盗窃、抢劫只是很轻的惩罚，不足为惧，并且也难得被抓到一次，许多人屡抓屡犯、屡教不改；公民以暴制暴、奋起反抗、正当防卫，现场、及时、准确、多发，他们不但会更多被抓捕，受到法律制裁，还可能受到制服措施的皮肉之苦，无限防卫时甚至生命不保。常常看到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被群众抓获，他们盼望快来警察带走他们，保护他们，这也印证这些罪犯并不惧怕法律，而是更惧怕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最近，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针对当地两抢犯罪严重，进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阶段性行动，宣传发动时在街道、路面上打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标语，有法学人士就出来指责口号不懂法、不合法、误导群众。其实此口号不但很有激情，很有威慑力量，也很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按照本款法理，抢劫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适用以上无限防卫或称特殊防卫条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内涵是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被害人采取正当防卫或警察采取保护被害人紧急措施，即使造成抢劫犯死亡，也是合法的。口号警告犯罪分子抢劫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鼓励公民对抢劫犯罪奋起反抗。口号需要简洁、有力，如果把这个法条全文张贴，就不是易懂、易记、易传的标语口号。
　　当前，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普通公民在扭送犯罪分子、抓捕犯罪分子、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自救中造成犯罪分子伤亡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获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正义行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学人员也认为普通公民敢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对遏制犯罪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也总有个别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担心对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不够，普通公民打击犯罪的权利太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职、权、名、利思想作怪，主观炒作法律神秘、严格、独立、权威、与众不同。之二是没有深刻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立法宗旨，理解法律并不是法律人士的专利，法律是公民制定的，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应当注意公民的呼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理解来自切身的体会，法律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复杂到令大部分公民不能理解。之三是对人权的错误理解，在法律领域超前应用人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4〕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前提高。同时，在人权的应用中，要特别注意人权的个体相对性，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当不同人的人权发生对立时，应当以代表大多数公民权利的人权为本，排斥与其对抗的人权。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应有权利，体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权利与广大公民的权利发生对立时，法律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以罪犯为本，本末倒置保护罪犯权利，这才是人权在法律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