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摘要转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988年11月1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会后，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8年3月8日以（88）新出发字第216号通知印发了《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现将此《纪要》中的有关部分摘要转发给你们，请在工作中参考。

附：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广播电影电视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摘要） （88）新出版字第216号
一、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国务院〔1987〕65号文件对非法出版物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非法出版单位编制、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刷；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非法出版物。
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他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除上述非法出版物外，内容淫秽、反动的出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即使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具有淫秽、反动内容的出版物，也应视为非法出版物。
……
三、关于两高《通知》中对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由于非法出版活动本身具有的不付稿酬、印制量大、利润高等特点，如果对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完全适用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就不恰当了。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较少，非法出版活动的情况又较复杂，要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数额标准，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总结经验。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两高1985年规定的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同时，应结合其他严重情节综合加以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有：非法出版物内容的毒素大、危害性大；长期从事或多次搞非法出版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利用职权搞非法出版活动；非法出版物已发行到社会上，等。
四、关于淫秽出版物的鉴定问题。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对淫秽出版物，司法机关应委托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物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专门知识和一定政治素质的人进行鉴定。淫秽出版物的鉴定，必须有3名以上出版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人进行；鉴定后，应写出鉴定书；鉴定人、指派鉴定人的单位应在鉴定书上签字或加盖印章；鉴定书应较具体地写明鉴定结论的根据。
对鉴定结论发生争议或有异义时，属图书、报刊的，应提请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人复核；属录像的，应提请广播电影电视部组织专人复核。
鉴定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是国务院1985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
七、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在查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出版活动中，阻力很大，处理困难。与会同志认为，办理这一类案件时，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对于上述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以投机倒把论处的，要严格按照两高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案。
与会同志强调，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会后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支持，配合行动，不要互相推诿，也不要越权插手不应属于本部门处理的案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切实加强对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出版违法活动，要尽快查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制作淫秽出版物的犯罪活动，要迅速立案、侦破、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严重的非法出版犯罪分子，应当依法惩处。会议希望各地抓住若干典型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尽快查清处理，广为宣传，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8年3月8日


房产共有关系的法律疑难探析

张生贵律


【导读提示】

　　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经历了从财产共有到财产单独所有的发展过程，共有财产极易发生纷争，管理利用甚为不便。现代各国的财产所有权以单独为常态，共有为例外，在婚姻家庭和特殊身份关系的私人之间，法律规定为共同共有财产关系。
实践中处理共有纠纷，常常有约定共有、视为共有、共有管理、共有财产分割等几类共有权争议。审判思路也不同于所有权确认纠纷的处理原则，关于共有的法律依据为《物权法》第八章第九十三条至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往的产权登记中尚未对共同共有人列为登记范围，司法裁判中往往错将产权登记作为排斥共有关系的根据。

【案情概要】

　　原告与被告系母子关系，被告系原告的母亲，一家人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此房屋原系原告的父亲承租的直管公房，原告自1993年10月份搬入此房与原承租人及被告共居生活，原告的户口自1992年迁入。2000年2月份承租人去世，承租的公房由原告继续居住至今，期间未变更承租人。
2009年12月09日被告向法院诉请原告搬离此房，原告则起诉确认房屋所有权，法院经审理后，依照产权登记情况，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后原告再次起诉要求确认居住房为原被告共同共有，法院再次判决驳回。
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应属共同共有，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律探析】

　　根据国务院房改政策及北京市房改配套规定，原承租人去世后，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均具备标准价或成本价回购直管公房的权利和资格。2000年5月份原告出资从公房产权管理单位回购房改房，被告为持证人，全家人共同居住使用此房，2001年1月19日办理产权，房产证持有人登记为被告。基于特定的家庭关系及购房的事实，此处房改房的权属为家庭成员共同共有。《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原告与被告的户口均在此房，且一直共同居住，原告与被告均为原承租人家庭成员，享有同等的回购权，具备法定房改的资格，购房款系由原告交付，应予确认原告与被告对 “房改房”享有共同共有的权利。

　　法院判决机械化裁处，遗漏定案重要事实：房屋初建时原始入住、出资购房并长期管理，家庭成员共居生活。裁判文书出现了“认定事实”、“采用证据”、“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将共同共有法律事实错按所有权属争议裁决，定性不当。裁处本案应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坚持人本”的原则，妥善处理家庭争议。

【律师点评】

1、房源决定“共有”基础：
　　⑴、1992年以前原告的父亲承租公有住房，1992年8月份危改拆迁过渡，1993年10月份回迁安置到此房，拆迁前后一直随父母共同居住生活，户籍也迁入此房，原承租户主与产权单位订立公房承租协议，原告继续为共同居住人。
　　⑵、2000年2月份原承租人去世，2000年5月份房改，原告出资以被告名义购买此房。
　　⑶、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房对家庭具有的保障性质：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可见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仅仅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
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庭的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公有住房出售对象是家庭，决定了购买公有住房后的产权应归家庭成员共同共有。
　　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这一点在《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的规定得到确定。被上诉人辩称房证写谁名字就是谁的房子以及原审驳回上诉人关于共有的主张，都是错误认识。
　　⑷、早些年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关于共有人登记备案的规定，房改时原告出资回购公有住房，“出资、共同管理，共同管理和承担义务”的客观事实，是转化为共同共有法律关系的基础。即使房屋产权证上未明确记载原告一家为共同共有人，根据民事权利由司法确认法律原则，原告与被告共同构成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权人。

　　2、面对现实彰显法律效果：

　　本案起因于此前被告起诉原告腾房，为避免持证人以“产权登记”为名赶撵共有人，原告不得已而为诉。实践中公有住房进行房改后，持有产权证的家庭成员起诉共同居住人腾房的情况较多，根据各地处理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看，共同居住人与承租户代表对公有住宅享有共同使用权，原承租人去世后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享有继续承租的权利。

3、综合适用法律：

　　⑴、确认“共同共有”需综合法条逻辑：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了很大部分城市低收入民众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88条；《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最高院关于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0条、《继承法》第二十六条二款规定，综合认定，原审简单化裁处，难免产生错误。
　　⑵、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共同共有，不仅要考查“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要式行为，也要考查“没有约定”的事实状态。
　　依据《物权法》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除家庭关系外，视为按份共有。物权法对因家庭关系形成的共同共有做出明确规定，上诉人的情况具备要共有的全部法律要件，一审仅认为“不能证明口头约定”即做出判决，没有考查实际共有的事实状态，属于遗漏了重要事实。
　　实践中对物权内容发生的争议，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如果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的，则应当综合分析判断。本案中上诉人家庭成员关系、出资、居住管理使用的事实，足可认定共同共有。
　　⑶、权属登记推定效力不能否决客观事实：
　　从《物权法》第19条、第33条规定看，产权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在法律上属于推定效力。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的，可以推翻这种推定。本案属于权利人之间的内部争议，并非物权以外第三人争议。所有权证的公示公信力指向的是发生交易后的善意第三人，根据内外有别和维护事实上真正权利人的司法原则，一审以产权登记为由裁判物权内容的基础事实，属于错误解读行政机关权属登记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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