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法基本文献综述

李广民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日文原版《国际法》著作的有关论述和各个章节的注释及参考文献，对日本《国际法》基本文献作简单汇总如下：

一 综合性著作

经过近二百年的积累，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深入浅出，适合非法律专业的一般读者阅读；有的著作条例清楚，结构严密，适合法律专业作为教材使用；有的著作重点难点突出，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适合自学者或备考者使用；有的则属于学术性较强，篇幅较大的论著，适合深造者参考，下面我将分别予以介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日本一般民众就有了学习《国际法》知识的热情。1970’s起，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国际化”成为日本时髦的口号，为一般民众了解和学习《国际法》而撰写的著作也大量出版，其中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以下几种：①田 茂二郎的《国际法讲话》（有信堂，1991年）。这本书因其曾以收音机广播讲座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深受听众喜爱，加之它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简洁而系统地谈论国际法知识，非常适合“国际化”过程中的日本。② 村繁的《国际法初步》（法律文化社，1992年）。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本书是从初次接触国际法的人的角度，来全面说明国际法的。③高野雄一的《现代国际法》（北树出版，1990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围绕“和平、人权、秩序”等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来阐述国际法。④横田洋三编的《国际法入门》（有斐阁，1996年）。这本书就是以法学部以外的读者为对象而编撰的《国际法》入门书。
法学专业是日本大学最主要的专业之一，绝大多数大学都设有“法学部”。在法学专业中，国际法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由于日本大学教育更强调自由，所以大学教材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所谓“统编”之说，日本大学的主讲教师或者单独，或者集体编写教材，供学生选择使用。1990’s以来，日本出版的国际法教材主要有：
（1）高林秀雄 等编：《国际法Ⅰ·Ⅱ》东信堂 1990年出版
（2）藤田久一编：《现代国际法入门》（改订版）法律文化社 1996年出版
（3）藤田久一：《国际法讲义Ⅰ·Ⅱ》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2、1994年出版
（4）波多野里望 等编：《国际法讲义》（新版）有斐阁 1993年出版
（5）横川新 等：《国际法讲义》北树出版 1993年出版
（6）杉原高岭 等：《现代国际法讲义》（第2版）有斐阁 1995年出版
（7）岛田征夫：《国际法》（新版）弘文堂 1997年出版
（8）松井芳郎 等：《国际法》（第3版）有斐阁 1997年出版
另外，日本大学推荐使用的英文教材有：
（1）M.Akehu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7th ed., Allen & Unwin,1996
（2）I.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日本大学虽没有“统编”教材之说，但日本的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资格考试却有大量的国际法内容，为适应这种考试，日本国内也出版了大量适用于自学和备考的著作。另外，日本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教学多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日本也出版了不少适应这部分学生需要的著作。比如香西茂等编的《国际法概说（第3版改订）》（有斐阁 1992年）就以其概括条理简练而著称。而太寿堂鼎等编的《Workbook 国际法》（有斐阁 1980年）顾明词义就是一本典型的应试辅导材料，该书根据国际社会现实，提出一些具体问题，然后进行具体解答，使读者省去了组织答案的麻烦。太寿堂鼎等编的另一本书《Seminar 国际法》（东信堂 1992年）和筒井若水的《新·资料 国际法基础讲义》则针对参加讨论班的学生，两者虽都列举了实际发生的事件或案例，但前者重点在说明事件或案例本身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法研究应注意的关键点；后者则注重列举相关的国际法文件，从而加深读者对国际法的理解。
从研究角度来讲，田 茂二郎的《国际法Ⅰ（新版）》（有斐阁 1973年）主要从历史的、思想的观点出发，来捕捉国际社会的构造；横田喜三郎的《国际法Ⅱ（新版）》（有斐阁 1972年）则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出发，用规范法学派的观点全面解说的国际法；田冈良一的《国际法Ⅲ（新版）》却以其广博的外交史知识为基础，从实证的角度，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展开了对国际法的解释。这三人的三本书，因其著者不同的方法和风格，奠定了日本国际法研究的几个主要流派和几大师承，它们的研究，可以称作1970’s前半期日本国际法研究的顶峰。在这之后，高野雄一的《全订新版 国际法概论》上、下（弘文堂 1985、1986年）对国际法的新现象进行了实证性的探讨，对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山本草二的《国际法（新版）》（有斐阁 1994年）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重新构建了国际法的体系。这些都可以作为日本国际法研究的新动向。

二 专题性研究

日本的国际法研究虽不能与欧美等西方大国相比，但它们的研究一样积累了大量的成果，这里仅就公开出版的国际法著作分专题简单汇总如下，本综述其他地方提及的这里不再重复。
从国际法的性质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方面看，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横田喜三郎的《国际法法的性质》（岩波书店 1944年）和《山本草二还历纪念·国际法与国内法》（劲草书房 1991年）。
日本的国际法一般都把条约法放到较前的位置，日本关于条约法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也比较多。其中如：（1）经 冢作太郎的《条约法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 1967年）和《续条约法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 1977年）、（2）小川芳彦的《条约法的理论》（东信堂 1989年）（3）高野雄一的《宪法与条约》（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0年）、（4）岩泽雄司的《条约的国内使用的可能性》（有斐阁 1985年）。
关于国家主权和国家的承认问题，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田 田茂二郎的《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日本评论社 1950年）、（2）田 田茂二郎的《在国际法上承认的理论》（日本评论新社 1955年）、（3）芹田健太郎的《普遍的国际社会的成立与国际法》（有斐阁 1996年）。
关于自决权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金东勋的《人权·自决权与现代国际法》（新有堂 1979年）和家正治的《联合国与民族自决权的适用》（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1980年）。
关于个人在国际法上地位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宫崎繁树的《国际法上的国家和个人》（未来社 1965年）。其中关于外国人管理和难民问题研究的有：（1）本间浩的《何谓难民问题》（岩波新书 1990年）、（2）山神进的《难民问题的现状和课题》（日本加除出版 1990年）、（3）金东勋编的《联合国·外来劳工权利公约和日本》（解放出版社 1992年）、（4）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法令研究会编《全订·在我国的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日本加除出版 1993）、（5）坂中英德·斋藤利男的《出入国管理和难民认定法逐条解说》（日本加除出版 1994年）、（6）手 冢和彰的《外国人和法》（有斐阁 1995年）。关于政治流亡者的研究，有宫崎繁树编著的《亡命与入国管理法》（筑地书馆 1971年）和本间浩的《政治亡命的法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75年）。关于引渡和庇护方面的研究有：岛田征夫的《庇护权研究》（成文堂 1983年）。
在国际组织法方面，日本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高野雄一的《国际组织法（新版）》（有斐阁 1975年）和家正治等编的《新版 国际组织》（世界思想社 1992年）。其中关于联合国研究的有：（1）《田冈还历纪念·联合国研究（全3卷）》（有斐阁 1966年）、（2）斋藤镇男的《联合国论序说（第2版）》（新有堂 1979年）、（3）福田菊的《联合国与NGO》（三省堂 1988年）、（4）神余隆博的《新联合国论》（大阪大学出版会 1995年）。关于欧安会方面的研究，有百濑宏·植田隆子编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1975-92》（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92年）和吉川元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三岭书房 1994年）。
关于领土方面的研究，有山下康雄的《割让领土的主要问题》（有斐阁 1949年）。关于非自治地区的制度的研究，有家正治的《非自治地区制度的展开》（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1974年）。关于委任统治的研究，有田冈良一的《委任统治的本质》（有斐阁 1941年）。关于越境污染方面的研究，有加藤一郎编的《公害法的国际的展开》（岩波书店 1982年）。关于日本领土问题的研究，有高野雄一的《日本的领土》（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2年版）。
关于航空法的研究，有（1）栗林忠男的《航空犯罪和国际法》（三一书房 1978年）、（2）城户正彦的《空域主权的研究》（风间书房 1981年）、（3）《与侵犯领空有关的国际法》（风间书房 1990年）。日本将外层空间法称作宇宙法，这方面的研究，有（1）城户正彦的《宇宙法的基本问题》（风间书房 1970年）、（2）池田文雄的《宇宙法论》（成文堂 1971年）、（3）山本草二的《围绕广播卫星的自由和限制》（玉川大学出版部 1979年）。
日本是一个岛国，有非常漫长的海岸线，海洋法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的海洋法研究也很盛行，代表性成果也较多。其中包括：（1）《围绕船舶通航权引发的海事纷争与新海洋法秩序 2》（日本海洋法协会 1982年）、（2）高林秀雄的《领海制度研究（第3版）》（有信堂 1987年）、（3）《新海洋法制和国内法的对应 3》（日本海洋法协会 1988年）、（4）小田滋的《海洋法的源流探寻》（有信堂 1989年）、（5）小田滋·栗林忠男的《注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下（有斐阁 1985、1994年）、（6）小田滋还历纪念《海洋法的历史和展望》（有斐阁 1986年）、（7）杉原高岭的《海洋法和通航权》（日本海洋法协会 1991年）、（8）山本草二的《海洋法》（三省堂 1992年）、（9）高林秀雄还历纪念《海洋法的新秩序》（东信堂 1993年）、（10）林久茂的《海洋法研究》（日本评论社 1995年）、（11）高林秀雄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果和课题》（东信堂 1996年）、（12）饭田忠雄的《海盗行为的法律研究》（有信堂 1967年）。
人权问题是日本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1）田 田茂二郎的《人权和国际法》（日本评论社 1952年）和《国际化时代的人权问题》（岩波书店 1988年）、（2）野村敬造的《基本人权的地域集团保障》（有信堂 1975年）、（3）高野雄一的《国际社会中的人权》（岩波书店 1977年）、（4）阿部浩己·今井直的《Textbook 国际人权法》（日本评论社 1996年）、（5）宫崎繁树编著的《解说 国际人权规约》（日本评论社 1996年）、（6）田博行·水上千之编的《国际人权法概论》（有信堂 1997年）。
关于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法的研究，有横田喜三郎的《外交关系国际法》（有斐阁 1963年）和《领事关系国际法》（有斐阁 1974年）。
关于国家责任问题的研究有：（1）水垣进的《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论》（有斐阁 1938年）、（2）广濑善男的《国家责任论的再构成——经济和人权》（有信堂 1978年）、（3）山本草二的《国际法上的危险责任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2年）和《国际刑事法》（三省堂 1991年）。关于外国财产的国有化和征用问题的研究有：冈田良一·田 田茂二郎编的《外国资产国有化与国际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64年）和横川新的《国际投资法序说》（千仓书房 1972年）。关于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的研究有：《国际裁判研究》（有斐阁 1985年）、小田滋的《国际法院》（日本评论社 1987年）和杉原高岭的《国际司法裁判制度》（有斐阁 1996年）。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有：《皆川还历纪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国际法》（北树出版 1981年）。关于自卫权的研究有：（1）横田喜三郎的《自卫权》（有斐阁 1949年）、 （2）田 田茂二郎的《安保体制与自卫权（增补版）》（有信堂 1971年）、（3）冈田良一的《国际法上的自卫权（补订版）》（劲草书房 1981年）、（4）筒井若水的《自卫权——面向新世纪的视点》（有斐阁 1983年）。关于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有高野雄一的《国际安全保障（法学理论篇165）》（日本评论社 1953年）、高桥通敏的《安全保障序说》（有斐阁 1960年）和神谷龙男的《联合国的安全保障（增补版）》（有斐阁 1971年）。关于维和行动方面的研究有香西茂的《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有斐阁 1991年）和西原·ハリソン编《联合国PKO与日美安保》（亚纪书房 1995年）。关于裁军问题的研究有藤田久一的《裁军国际法》（日本评论社 1985年）和黑泽满的《现代裁军国际法》（西村书房 1986年）。
关于战争法的研究有：（1）冈田良一的《空袭与国际法》（严松堂 1937年）、（2）信夫淳平的《战时国际法讲义（全4卷）》（丸善 1941年）、（3）筒井若水的《现代战争法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2年）和《战争与法》（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6年）、（4）大沼保昭的《战争责任论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5年）、（5）宫崎繁树的《战争与人权》（学阳书房 1976年）、（6）足立纯夫的《现代战争法规论》（启正社 1979年）、（7）广濑善男的《俘虏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日本评论社 1990年）、（8）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条约解说Ⅲ、Ⅳ》（朝云新闻社 1973、1976年）、（9）前原光雄的《捕获法研究》（庆应通讯 1967年）。关于中立和永久中立问题的研究，有石本泰雄的《中立制度史的研究》（有斐阁 1958年）、冈田良一的《永久中立和日本的安全保障》（有斐阁 1950年）和伊津野重满的《永久中立和国际法》（学阳书房 1982年）。关于国际人道法方面的研究有：藤田久一的《国际人道法（新版）》（有信堂 1993年）和竹本正幸的《国际人道法的再确认及其发展》（东信堂 1996年）

三 国际法案例研究

日本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司法判例，不仅应包括国际性的法院依据国际法所做出的判决，而且还应该包括各国国内法院依据国内法及国际法的观点所做的判决。各国国内法院采纳国际法的观点而做出的判决案例，可以在各国汇编出版的案例集中找到。至于国际性的法院所做的司法判例，象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CIJ）、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美洲人权法院（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等著名的国际性法院都公开出版发行各种各样的判例集。在国际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因其收录范围广，连续出版时间长而使各国学者深受其益。
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际司法判例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综合研究方面来说，其中横田喜三郎的《国际判例研究Ⅰ·Ⅱ》（有斐阁 1933、1970年），着重对常设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进行了分析，《国际判例研究Ⅲ》（有斐阁 1981年）着重对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的裁决进行了解说。高野一雄编的《判例研究 国际法院》（东京大学 1965年）对截止1963年以前的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进行了说明和分析，波多野里望等人编的《国际法院的判决和意见》第2卷（国际书院 1996年）则对截止1993年之前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原文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田 茂二郎等编的《判例国际法》（东信堂 2000年）则按一般国际法体例，分门别类地将判例编入国际法各章，首先说明事件的梗概，然后介绍了判决的要旨，最后还指出了学习、研究该判例应注意的问题点及参考文献，无论对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皆川 光的《国际法判例集》（有信堂 1975年）全文翻译了国际法院的一些重要判决和咨询意见，宫崎繁树编的《基本判例双书国际法》（同文馆 1981年）对国际法院、国内法院的判决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解说，田田茂二郎等编的《Casebook 国际法（新版）》（有信堂 1988年）则对各种各样事件的事实、判决及咨询意见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并指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从国际司法判例收集的角度看，中川淳编的《增补 判例辞典》（六法出版社 1986年）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
分专题对国际司法判例进行研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特色之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多野里望·筒井若水编的《国际判例研究 领土·国境纷争》（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9年）和《国际判例研究 国家责任》（三省堂 1990年）。特别是前者，其中分析了20世纪以来仲裁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1975年之前）裁决的与领土·国境纷争有关的几乎所有案例。其次是日本国际法事例研究会根据外务省资料，对日本的国家行为所做的系列研究：《国家承认》（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庆应通讯 1983年）、《国交再开·政府承认》（庆应通讯 1988年）、《领土》（庆应通讯 1990年）和《外交关系·领事关系》（庆应通讯 1994年），这些用以日本的外交实践为例，对了解日本在国际法上的立场非常有用，更值得注意。还有象宫崎繁树等人编的《国际人权规约先例集——规约人权委员会决定精选》第1集、第2集（有信堂 1989、1995年）虽不能称作判例，但它重点翻译了人权委员会针对个人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做申诉而发表的重要见解，不能不加以重视。
除了上述研究外，日本学者还专门对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国际司法判例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祖川武夫等编的《日本法院的国际法判例》（三省堂 1990年）就集中收录了日本国内法院所做的与国际法有关的判例。为加强对日本的国际司法判例的研究，日本学者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国际法判例研究会”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仅经常在日本国际法学会主编的：《国际法外交杂志》上发表总题为《日本的国际法判例》的系列文章，而且还建立有专门网站，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另外，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的国际法判例，日本学者还将日本国内法院判决的与国际法有关的案例收集起来，以英文出版：
Shigeru Oda & Hisashi Owada (eds.), The Practice of Japa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61-1970,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2
张生贵：遇到纠纷怎么办之律师谈企业改制维权

企业改制工作主要参与方有工商、建筑、交通、运输等行业以股份制改造、产权出售、售租、售股、售赊结合、抵债返租、挂帐建新、建新租旧等形式进行。企业改制工作亟待完善和规范的问题，企业改制不规范，清产核资不严格，审计评估把关不严，转让拍卖公开性不够，有的地方改制关系理不顺，层层牵制，加之配套措施不到位，改制工作难以深入开展。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律角度来分析，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企业改制后企业财产是公有财产还是业主的个人财产，如何确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公共成分；二是企业改制前的债务如何落实，改制中遗漏的债务、潜在的债务如何处理，如评估不实，购买者是否承担超出部分的债务；三是如何理顺新、旧企业的关系，确定改制企业的主体资格；四是承包、租赁未到期的企业改制，如何终止承包、租赁合同，能否强行终止，对承包、租赁期间的资产如何处理；五是如何防止公有资产的流失，保证公有资产保值增值；六是如何做到既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依法维护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发生劳动争议如何解决。
具体法律问题：
（一）关于改制企业财产性质：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带有私人经济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外合作、中外合资企业等。企业改制打破了财产的所有制界限，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企业的财产性质就需要重新界定。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按公司制改造，进行兼并、联合的，不改变其所有制性质，企业资产仍属公有财产；
对乡镇企业和市、县属小企业，以产权拍卖整体出售为个人购买的，就改变了其所有制性质，企业资产转变为购买者的个人财产；
对以售租结合、抵债还租、挂帐建新、建新租旧等形式改制的，原老企业的资产性质不变，仍为公有财产，经营者使用老企业的资产仍属租用性质，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
对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形式进行改制的，就发生了国有财产、国有与集体、国有与私营、国有与个人财产、国有与外资相混合的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6 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的管理财产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这就在实际上确认混合财产可视为公有财产，但能否视为公有财产，根据十五大报告，主要看这些财产是由谁来管理、使用和支配，即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因为“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混合财产，只要公有财产部分达到控股的，其所有财产就是公有财产，反之就是私人财产。因此，企业改制并不影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企业改制过程不是私有化的过程，由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建立股份合作制企业，或由个人出资购买集体、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同时，企业改制后，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有财产、或公有财产控股的混合财产，即构成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应结合刑法第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的规定，以贪污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债权、债务的处理：
企业改制中对债务的处理上存在许多问题：有的处理债务不经债权人同意；有的债务转移手续不完备；有的借改制之机逃避债务；致使债务悬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改制中要积极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取得联系，在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基础上，依法办好有关转让手续，以避免留下后遗症和不必要的纠纷。对债务的落实，可根据改制形式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企业兼并、联合的，由兼并、联合后的企业承担被兼并、联合前企业的债务；
企业分立的，坚持债随物走的原则，按照资产的合理分流分配债务，并订立明确的债务转移协议；
企业出售的，购买企业的净资产，应由购买者承担企业的债权债务；购买企业总资产的，应由出售方用产权转让的收入偿还债务；
资不抵债企业出让时，采取抵债反租形式的，原企业的债务已用其资产抵偿给债权人，故债务已冲销；采用挂帐建新，建新租旧形式的，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可用新企业上交的租金、规费、所得税和增值税的返还部分，偿还债务；对政府无偿送养给个人，约定几年时间偿还债务，这个方式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如果债权人起诉，企业仍无法偿还的，政府将成为债务的承担者，因为政府是依职权将企业“送”或“卖”出去的；对改制中政府将企业债务揽归政府名下，由政府承担的，只能视为政府自愿接受债务，由其承担，这将直接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影响企业的信用度，在今后的改制中，要切实防止这一现象的产生。
财产已进行贷款抵押的企业被转让或拍卖时，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必要时由改制企业与银行重新办理贷款合同和抵押、保证手续，不得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拍卖、转让，如抵押权人愿意接受转让或购买，应保证其优先购买权。要依法处理遗留的债务纠纷，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改制中评估不实的处理。高估企业资产，资产接受人拒绝清偿超过接受资产值以外债务的，如果原资产没有改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评估，明确企业接受人只能在实际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低估企业资产而导致剩余债务得不到落实的，重新评估，由资产接受人承担清偿责任。评估机构应按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31日《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复》第一项：“金融机构、会计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中不实部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改制中遗漏债务的处理。
遗漏债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进行资产评估时遗漏债务，主要是对原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中应承担的债务遗漏。如某建筑公司清产核资时未将贷款的利息计算在内，企业拍卖后，从借款之日到拍卖之日的利息就属遗漏债务。从调查的情况看，造成这种遗漏主要是因被改制企业自身在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上存在漏洞，改制审计只限于帐面审计，改制工作粗糙，核定企业债务不细、不严所致。二是被改制企业注册资金不到位或其开办单位抽逃资金所遗漏的债务。对这种所遗漏的债务，不能由改制后企业承担。其债务因注册资金不到位或抽逃注册资金的，原开办单位要在其不到位资金或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
对企业隐形债务的处理。隐形债务主要是指在企业改制中由于客观原因，其债务尚未出现或尚未预见到，而随情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债务。隐形债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原企业对外提供担保的隐形债务。在企业改制中，对原企业提供担保，由于企业管理不规范，一般从原企业帐面中难以反映出来。债权人提起诉讼，才发现而形成的隐形债务。对这种债务在处理上，如果企业在转制时，被兼并、联合的，原企业的担保责任应由兼并、联合后的企业承担；整体出售的，应由出售方从出售所得中承担担保责任，如出售所得为政府国资部门接受，则由国资部门从接受所得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如采取其它形式转制的，则以债随物走的原则，由接受资产方从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二是挂靠单位的隐形债务。企业改制后，在挂靠企业无力承担时，被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被挂靠单位的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也可能因有过错而成为共同被告。三是特殊的侵权损害之债。因企业法人和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由于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在改制时才发现而引的损害赔偿之债；因原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而引起的损害赔偿之债。对这类因侵权损害所形成的隐形债务，处理原则与因担保所形成的隐形债务相同。
关于改制企业的主体资格：
新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由于新企业是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改制中，旧企业的债权债务均以一定的形式由新企业来承担，因而，理顺新、旧企业之间的关系，确定新、旧企业之间的主体资格，有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利于确定在涉讼时的被告资格和民事责任的承担。我们认为，改制企业的主体资格不能按一般债务案件处理，应本着既保护债权人利益，又支持改制企业迅速发展，增强还债能力的原则，合理确定。
兼并企业的主体资格。企业兼并主要包括承担债务式、购买式、吸收股份式、控股式四种，因兼并形式不同，兼并企业的主体资格也不同。以承担债务式兼并的，其对外债务应由兼并企业承担，兼并企业具有被告资格；以购买式、吸收股份式、控股式兼并的，由兼并企业在兼并财产范围内承担债务，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为共同被告。2.企业分立、合并后的主体资格。根据《民法通则》第44条的规定，因企业合并前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由合并后的企业承担，合并企业具有主体资格；企业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由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其债务由分立企业承担按份的民事责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企业借改制之机，企图通过企业分立的方式逃避债务。一是采取剥离经营的，即原企业名称依然存在，利用原企业的人员、设备、技术重新组建新企业，老企业的债务仍由老企业承担的方式。对此，应认定为企业分立，将分立后的几个法人作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二是采取“挂帐建新”方式改制，由于债务仍挂在原企业帐上，故原企业作为第一被告是必然的，如新企业是用赊购的方式取得原企业资产的，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第300条的规定处理，即将新企业作案外人处理，必要时可对新企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新企业是直接用原企业资产组建的，可比照企业分立处理，将新企业列为共同被告。三是采取建新租旧方式，由于原企业仍然存在，故原企业应作为案件的被告。而新企业租赁了原企业的资产，故对原企业负有一定的义务即给付租金、租赁期后返还租赁物，故可根据《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5条、第300条的规定处理。但租金和租赁时间明显不合理，四是采取抵债返租方式改制。实际处理中，如原企业存在，可以原企业为被告，在执行中执行已被原企业处理的资产；如原企业不存在，可列作出决定的企业主管部门为被告，在执行中执行已被处理的原企业的资产。
出售企业的主体资格。出售企业是一种买卖关系，但又不是普通的买卖关系，已涉及到老企业的债权、债务处理。因此，在确定买卖行为的效力和购买者的主体资格时不能一概而论，应充分考虑改制工作的实际，不能过于严苛。只要不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般不能确认买卖合同无效，不能直接确认由购买者承担还债责任。只要对原企业债务作了合理分割，购买者又愿意承担债务的，一般应认定债务转移行为有效，购买者即承担还债责任。对于在出卖时，债务没有落实，或落实悬空，而应由出售人承担而出售人被注销的，由接受被卖企业价款所得者在接受范围内承担债务。
股份合作企业的主体资格。如果原国有资产已转换成国有股，保留在股份合作企业中的，由股份合作制企业用国有股及股息还债；如果未转换成国有股但保留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由其占有、使用的，由该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既未转换成国有股，又未被股份合作制企业占有使用的，其资产损耗或流失的，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和主管部门共同承担清偿责任。5.对遗漏债务和隐形债务的主体资格前文已述及，不再赘述。
关于承包、租赁企业的改制
一种情况是承包者（承租者）在经营期间，有《企业经营条例》第20条和《企业租赁条例》第20条规定的违约行为，发包方和出租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另一种情况是在改制前合同能得到正确履行，没有违约行为发生，可依据《民法通则》有关“情势变更”的原则，在和承租人、承包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后终止合同。二要正确处理承包、租赁期间的增溢资产。承包人、承租人在经营期间为追求利润，实现高效益，对原承租、承包的资产进行更新和改造，解除合同时，其所交付的资产往往大于承包、租赁资产，增溢部分的财产应界定为承租、承包人的经营利润，并予以返还。三要依法保护承包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因为企业的原经营者对原企业的情况比较熟悉，同等条件下更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力，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故在企业出售时，在同等条件下，原经营者有优先购买权，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感情用事，片面强调保护其优先购买权，在竞买者之间，不按竞价的高低，一味支持原经营者，使购买者与出让方产生矛盾，使改制工作不能做到“公正、公开、公平”。
关于职工权益保护：
企业改制中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及职工权益的保护问题是改制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也是党和政府关心的热点。暂时不能上岗的内部待岗，不得推向社会，并对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障、社会保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为解决职工安置及社会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便于改制工作中具体操作。改制企业普遍面临生产力不足和人员富余的矛盾，在迫于改制人员分流的要求下，改制时均能公然接受，但改制后就很难保证业主因人员富余、成本增强而不变相让职工下岗。一要正确认识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企业转民营后，职工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其理由是：在企业内部，职工是通过与业主签订合同的形式来规范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其实质是劳动者本人对自己劳动力使用权在一定的时间内的让渡，而使用权的让渡并不影响劳动者参与对其在劳动成果的创造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的民主权利。企业改制后，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必须建立民主管理职权。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里，入股的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职工既可以行使劳动权，又可以行使股权，既可以获得劳动报酬，又可以参与分红，不存在雇佣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宣传力度，清除这种错误认识，否则就会直接影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引起职工和企业主之间的对立，不利于改制工作的健康发展。二是正确对待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和职工的劳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要承担解决职工就业的义务，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用多少职工，用什么样的职工，这是企业用工自主权的体现。尤其是企业改制后，产权明晰，企业自主性更强，原有劳动制度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企业改制工作的要求，人浮于事、人员富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优胜劣汰必将产生严重撞击。要规范劳动合同，加大管理力度。劳动管理部门要依据劳动法，积极参与改制工作，认真督促改制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提高合同签订率，并认真审查劳动合同，看其有无违反劳动法而附加条件逼使职工就范的条款。要认真准确地处理劳动争议纠纷。企业改制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发生了变化，职工与企业之间的争议也相应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