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履行不能

2000年11月24日 14:08 王利明

王利明 男，１９６０年２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１９７８年２月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于该校毕业；１９８２年２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硕士学位，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与梁慧星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与郭明瑞等合著）、《法律调整新论》（与赵秉志等合著）、《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与李时荣合著）、《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国家所有权研究》、《民法·侵权行为法》（与郭明瑞等合著）。

履行不能（Unmog Lichen）的概念，在德国合同法和受德国法影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诚如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给付不能是契约法上核心问题之一。”［（１）］然而，这一概念是否应为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借鉴，值得探讨。

履行不能通常可分为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属于债务成立的问题，嗣后不能属于债务履行的问题。［（２）］这两个问题是合同法中的两大基本问题，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不揣浅陋分别论述自始不能、嗣后不能的形态及区分问题，从而就履行不能概念的可借鉴价值作出粗浅的探讨。

一、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无效

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赛塞斯（celsus）曾提出过“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impossibiliumnulla obligationest）”的论断，但根据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一些论述，履行不能在罗马法中适用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适用的案件是误以为自由人为奴隶的给付、不具有交易性物品（如宗教上的圣物）的给付等，对于这些情况也并非一概宣布契约无效，相反却有许多例外的限制，例如，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则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罗马法的观点对德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学者麦蒙森（Mommsen）于１８５３年在其有关著述中强调若合同在订立时就已形成履行不能，则该合同应被宣告无效。该观点被《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完全采纳。依据该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此解释为：“此项规定系基于事实需要而作出的价值判断，盖在给付客观不能之情形，契约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故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３）］这样一来，“罗马法上‘impossibilumnulla obligationest’原则，本仅适用于少数特定客观之案例，德国民法将此原则加以概括化”，从而扩大了契约无效的范围。［（４）］

《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如《瑞士债务法》第２０条完全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２４６条仿效德国法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无效。”第２４７条第１项补充规定：当事人于订约时，明知给付不能或可得而知契约系以不能之给付为标的者，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为解释这一原则，台湾学者洪逊欣指出：“法律行为，如欲发生效果，须其标的可能实现。即以不能实现之可能，则纵令以国家法，对当事人之私法自治与以助力，亦无从促其达成目的之故。”［（５）］

合同因自始不能而无效，从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不能履行，则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显然无必要，因此应宣告合同无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项规定，并非基于逻辑之必然性，盖于此情形，法律仍可承认契约有效，而令债务人负不能履行之赔偿责任。”［（６）］《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该规定未考虑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概将自始不能的情况宣告无效，将使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其结果可能会使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因为无过错的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自始不能履行，他在合同订立后，可能因期待合同有效而为合同的履行支付了一定的代价，而合同无效不仅使其会遭受信赖利益损害，而且会造成期待利益的损害，这些损害未必都能得到补偿。假如对某些合同不是简单地宣告其无效，从而使无过错的当事人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违约的请求，或许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第二，自始不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合同的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如缺乏支付能力、经济陷于困境等，均属于经济上履行艰难。再如债务人因生病不能亲自履行，可能并非绝对不能履行，而只是法律上不宜强迫其履行而已。若对自始不能均宣告无效，则某些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极有可能利用无效的规定，以合同自始不能为借口，将本可以履行而且应该履行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所以，对各种情况均简单地宣告无效，既可能不利于交易安全，也未必符合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不足，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而提出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概念。法院和学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提出的“Unmoglichkeit”（不能）一语，专指客观不能，至于主观不能则另以“Unvermogen”一字表示。［（７）］以自始主观不能的给付为契约标的的，其契约仍然有效，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应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法院认为，既然每个人在订约时都担保其要履行合同，如果他订约仅仅只是无能力履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必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契约是自始客观不能，如出卖人在订约时就没有货物等，则应使合同无效。然而，何为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如何对两者作出区分？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在学说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任何人均不能够履行者，为客观不能，仅为该债务人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凡不能的原因在于给付本身者为客观不能，基于债务人一人的情事者为主观不能；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凡基于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致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否则，为客观不能；第四种观点认为，依事物的原因而不能者，为客观不能，因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而不能者，为主观不能。正是由于区分标准不明确，因此对判例也无不影响，如德国Dusseldorf高等法院于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７日的一项判决曾引起争议，该案情是：某大商贾重金聘请一占星家，根据星象变化，以定凶吉，对其公司业务提出建议。Dusseldorf高等法院认为此项约定给付，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法律方面来考察，均属客观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规定，应属无效。德国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观察天象星座而提出建议，属于一项可能的给付，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具有何等价值，可不予考虑，故契约仍为有效。这个案件表明契约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标准本身不清楚。正如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认为，“区别各种各样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定义－－常常成为争议的原因。”［（８）］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主观或客观之分，既然属于学说上之分类，其界限又未确定，则所谓自始客观不能，其范围而非确定，自易引起纷扰”，［（９）］因而不能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最近，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债务人尽了依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应尽的义务之后，仍然不能履行给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权拒绝给付，但金钱债务除外。这样，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就没有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的概念了”。［（１０）］可见，德国立法正朝着取消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方向发展。

按照德国法学界一致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是失败的，［（１１）］“该条将给付不能的效果规定为无效，以及将债务人的责任局限于赔偿消极利益（第３０７条）是不适当的”。［（１２）］如果我们将该条与法国合同法、英美合同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规定的模式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对待自始履行不能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立法选择，各种选择均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德国法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下面对这几种模式简单分析如下：

（１）法国法。法国法并不认为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契约一概无效，但《法国民法典》第１６０１条规定了货物的灭失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依该条规定：“如买卖时，买卖的物品全部毁损，出卖即归无效，如物品仅一部分毁损时，买受人有权选择或放弃此项买卖，或请求以分别估价的方法确定保存部分的价额而买受。”在债的消灭中，民法典第１３０２条也规定：作为债务标的的特定物毁灭或不能再行交易之用，或遗失以至不知其是否存在时，如此物并非因债务人的过失而毁坏或遗失，而且其毁坏或遗失发生在债务人负履行迟延的责任以前者，将导致债务消灭。在实践中，法院的判例认为，如果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履行不可能的事实，则债权人可以因债务人之不法行为或缔约过失，而要求赔偿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受原告信赖合同有效的程度的限制。［（１３）］总之，根据法国法，履行不能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限于特定货物的灭失。

（２）英美法。英美法认为，在订立合同时，该合同就不可能履行，属于一方的错误或双方的错误问题。其推理是，如果合同双方与基于合同标的存在的错误假设而订约，并且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这一风险，则合同将因共同错误而无效。英国１８９３年的《货物买卖法》第６条规定：一项出售特定货物的买卖合同，如在缔约时货物已经灭失，且卖方不知情，该项契约无效。英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３５（１）规定，在没有明文的承担风险的规定的情形下，如果成立出售特定物的买卖合同时，双方都不知道货物从来不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合同不成立。对于双方的错误，法律将给予救济。对于单方面的错误，则依具体情况处理。例如，如果卖方在误认为货物存在上有过错，则他将凭默示的货物存在保证或过失承担责任。［（１４）］

（３）《公约》的规定。《公约》未规定履行不能问题，与《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截然不同，《公约》原则上认为在缔结时就已出现履行不能的合同是有效的。对于风险转移以前出现的履行不能问题，按照由出卖人承担风险的原则处理（第３６条），如果因为履行不能而致合同不能履行，无论是自始不能还是嗣后不能，除非有法定的免责理由，否则将构成合同不履行的责任（第４５条以下、第６０条以下）。

从上述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这些模式均没有简单地宣告自始履行不能便导致合同一概无效。也没有采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等模糊的标准来限制无效的范围。相比较而言，《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确实过于简单，且将履行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此种规定也会造成低效率。因为大量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使许多属于经济上不能甚至是暂时不能的交易消灭，使正当的交易得不到鼓励，而且无效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后果，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问题，同时会不必要地增加一些返还财产的费用。过多地消灭本来不应该被消灭的交易，也会使某些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了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以后，藉口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要求宣告无效，这对于交易秩序的维护也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除德国法以外的三种模式也是各具特点的。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公约》的规定更为合理一些。首先，《公约》没有区分自始和嗣后履行不能问题，对凡是无正当理由在履行期到来以后不履行和不能履行的，除非有正当的免责事由，否则一概按违约处理，这就极为简便易行。其次，《公约》不象法国法那样对买卖标的物毁灭损失的情况均作为无效来考虑，而作为风险责任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货物毁损灭失不一定都使合同不能履行。现代社会大量的交易都是种类物的交易，种类物的灭失并不一定导致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因此没有必要简单宣告在此情况下合同一概无效，更何况即使宣告无效，也要确定谁负担标的物灭失的责任问题。所以，《公约》按照风险是否移转为标准来确定谁应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是比较合理的。第三，《公约》对自始履行不能情况，也没有如英美法那样作为错误来对待。事实上，标的物灭失、自始不存在等现象可能因多种原因引起，不完全是因为当事人的错误造成的。英美法的规定在这方面显然有些片面性。不过，《公约》认为自始履行不能一概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而使有过错的当事人负违约责任，这种规定确有利于维护合同的效力和交易秩序，但因其未考虑到合同可能因为错误、欺诈等原因引起履行不能，应导致合同被撤销或无效的情况，因此也有失周延。

我国法律是否应采纳《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较之于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不应采纳德国法的规定，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应予以撤销，因合同被撤销，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第５９条、第６１条）。如果双方错误地认为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或者某种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该种类型的标的物，可按重大误解处理。但发生重大误解以后，应由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主张是否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自始失效。这就可以解决一些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不过，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此种情况，“应由当事人双方主张无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才有权撤销的合同，因此用我国法上的误解来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合同法应引入合同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１５）］我认为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民法通则》第５９条关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之规定，显然是从单方的错误角度作出规定的，如果属于双方误解，则双方均应为撤销权人，都有权向对方提出撤销，并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愿撤销，也可由双方根据不能履行的情况而协商解决。因此，《民法通则》第５９条的规定可以包括双方误解的情况，从而可以解决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

第二，如果一方（出卖人）明知自己无履行能力而故意签约，此种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按欺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７年《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对于这些无实际履行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因此，凡是一方自始就明知合同不能履行，而仍与对方订约属于欺诈，合同当然无效。

第三，如果一方因自己的过错使标的物在订约前灭失，既无从判定标的物灭失在订约前还是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又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则完全可按违约行为处理。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已能较好地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问题，没有必要引进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人为地造成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

二、嗣后不能与违约形态

给付不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嗣后不能（Nachtraghche Unmoghichkeiteit），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的问题，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履行及违约问题，这就是说，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若发生嗣后不能，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以外，就涉及到违约或负责问题。

将履行不能即嗣后不能抽象化为一种违约形态，乃是德国债法的一大特点。履行不能成为违约形态，最初是由德国学者麦蒙森于１８５３年倡导的。麦蒙森根据对给付的三方面（标的、时间、地点）的要求而将给付区分为标的（品质或数量）的、地点的及时间的给付不能而认为履行迟延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给付不能，［（１６）］因为在麦蒙森看来，未能准时发生的给付不再是准确的给付，准确的给付已经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这样一来，履行不能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几乎可以涵盖各种违约形态。德国民法基本采纳了这一观点，将给付不能的概念适用到违约补救和责任之中，规定了债务人对应归责于自己的给付不能的责任，［（１７）］并将给付不能与给付迟延作为两类基本的违约形态而将各种复杂的违约现象均概括其中，从而形成了德国法对违约形态的“二分法”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试行）
1991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一章 通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刑事检察工作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专门业务，其任务是：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职责，追究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刑事检察工作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二）忠实于事实真象，忠实于法律，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三）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法院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四）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
（五）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第四条 刑事检察工作的业务范围包括：
（一）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 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二）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免予起诉；
（三）对需要延长羁押期限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是否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
（四）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出席公诉案件第一、二审和再审案件法庭；
（六）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七）审查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八）对执行死刑实行临场监督；
（九）结合办案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是在检察长领导下具体承担前条所列各项工作的业务机构。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相互联系，掌握社会治安情况，并及时参加公安机关对特别重大和影响大、危害严重的重大案件的现场勘查，以及重大集团案件、重大复杂案件和影响大的涉外案件的预审活动。“＃13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实行专人审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
对重大复杂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在提交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前，应组织集体讨论。
第八第 人民检察院办理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必须严格保密，应由检察长或检察长指定的检察人员办理。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在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或被害人时，检察人员不得少于2人。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已办结的案件，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检查情况应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形成的材料，除随案移送人民法院的外，应及时整理归档。归档材料的范围及顺序等按照国家档案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指导、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指导、检查下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的业务工作。
第十三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时，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应认真执行。如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的指令有错误时，可在执行的同时，向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情况。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国家安全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除本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外，与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或移送审查案件的程序相同。

第二章 审查逮捕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对管辖上有争议的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由本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
第十六条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检查《提请批准逮捕书》或《逮捕人犯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必须查明：人犯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犯罪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确实；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逮捕人犯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进行审查。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全面、认真地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审查后，应提出审查意见，并制作《审查逮捕人犯表》，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呈报检察长。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对已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可以进行讯问。如需要对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进行讯问时，应征得公安机关或本院侦查部门同意后进行。
第二十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3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或者退回补充侦查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1个月。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提出是否逮捕的意见，报请检察长决定，或根据案件情况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退回侦查部门。对案件审查决定的时限，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作出逮捕决定。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应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经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逮捕决定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送交侦查部门，由侦查部门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已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未拘留的，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写明需要补充侦查的内容，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如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事检察部门应制作《退回补充侦查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第二十三条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发现应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应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并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人犯建议书》，送交公安机关。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应逮捕的，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并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应逮捕而本院侦查部门未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刑事检察部门应向侦查部门提出移送审查逮捕人犯的建议。如建议不被采纳，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四条 对逮捕又改为其他强制措施的人犯，需要再次逮捕的，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五条 对于人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分别情况作出不逮捕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对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人犯，人民检察院也可作出不逮捕的决定，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犯，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人犯，作出不逮捕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审查逮捕人犯表》，连同案卷材料退回侦查部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经相应的人民检察院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同意后，由犯罪地人民检察院作出逮捕的决定。
现役军人（含文职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军事检察院审查决定；人民武装警察、边防警察、消防警察有犯罪行为需要逮捕的，由犯罪地或人犯驻地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的下列案件，应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1。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2。批准逮捕的反革命案件、涉外案外；
3。作出逮捕或不逮捕决定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
备案材料包括，《审查逮捕人犯表》、《提请批准逮捕》或《逮捕人犯意见书》等。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第二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决定的案件，发现原决定确有错误时，应及时纠正。
对已作出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逮捕决定，并制作《撤销逮捕决定书》，及时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作出不逮捕决定，又发现原决定错误，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撤销原不逮捕决定，并重新作出逮捕决定，交公安机关执行。
对已撤销原逮捕决定或已作出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而被释放的人犯，又发现有漏罪或新罪，需要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重新办理逮捕手续。
第二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批准逮捕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并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议决定书》，通知公安机关。
对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不批准逮捕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复核，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作出决定，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需改变原决定，应通知作出原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另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填写《批准逮捕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将已批准逮捕的人犯予以释放，且释放错误的，应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如意见不被接受，可报请上极人民检察院，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在侦查中对人犯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
公安机关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应由公安机关在羁押期限届满7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第三十二条 对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和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在依法延长羁押期限1个月后仍不能办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侦查羁押期限可以延长2个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应在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对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按上述规定延长羁押期限后仍不能终结的，应由公安机关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并提供简要案情。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制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需要延长人犯羁押期限的，由侦查部门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经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补充侦查后，可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期间发现已被羁押的人犯另有重要罪行的，能照前款办理。
第三十五条 对已决定逮捕的人犯，公安机关到外地执行逮捕或用函件委托外地公安机关代为逮捕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续的几项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审查起诉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与人民法院审判管辖相适应。
（一）基层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属于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应写出审查报告，连同案卷材料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由基层公安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送，由其向同级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再由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下级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审查起诉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一般应退回基层人民检察院，与要时也可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人民检察院分院或自治州、省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应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如属下级人民法院管辖，可建议同级公安机关按照案件管辖范围，交下级公安机关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也可直接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审查，由下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受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适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检查《起诉意见书》或《免予起诉意见书》（一式3份）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是否相符。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二）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是否适当；
（三）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四）有无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
（五）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七）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指定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办理。承办人接到案件后，应及时、认真地阅卷审查，制作阅卷笔录，复核犯罪事实、证据，讯问被告人，调查补充必要的证据。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勘验和检查时，一般应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请公安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参加。
第四十一条 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拟写《案件审查报告》，提出起诉、免予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
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应提出审核意见，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1个月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刑事检察部门应填写《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15日。
人民检察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以改变后的办案机关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按本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办理。
第四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并制作《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同级人民法院。
第四十五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后，认为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需要进一步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提出具体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
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可参照前款办理。
第四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的同案犯的，应制作《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建议不被采纳，而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
以直接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请起诉的同案犯的，应向侦查部门提出补充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侦查部门如有不同意见，刑事检察部门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四十七条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被告人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并制作《免予起诉决定书》。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受贿等案件的被告人，需要作出免予起诉决定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免予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免予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对免予起诉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四十条 对被告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制作《不起诉决定书》。
第五十条 不起诉决定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
《不起诉决定书》应送达被告人，其副本应分别送交公安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及被害人等。
第五十一条 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应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被告人已被逮捕，应作出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第五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起诉的案件，如发现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主动撤回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
第五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 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其中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自行侦查，也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可以由刑事检察部门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必要时可由刑事检察部门与侦查部门共同补充侦查。
第五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决定免予起诉后，刑事检察部门应将《免予起诉决定书》副本及《案件审查报告》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备案审查。
第五十五条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有错误，要求复议、复核或被告人、被害人提出申诉的案件，由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复查。复查后，应起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提起公诉。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不起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受理，并应变更承办人认真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要求复议意见书》后的7日内作出决定，通知公安机关。
下级公安机关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的不起诉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认真复核。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公安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后的15日内，最迟不超过20日作出决定，并由刑事检察部门制作《复核决定书》，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改变原决定，可由作出原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重新制作决定书。
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提出申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
第五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应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四章 侦查活动监督
第五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检察长领导下，对本院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五十九条 侦查活动监督主要是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
（一）对人犯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证言，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偷换以及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
（五）有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违反有关赃款、赃物保管处理规定，贪污、挪用的；
（八）违反法定期限和有关强制措施规定的；
（九）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
第六十条 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采用口头、书面形式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法行为的口头纠正意见，一般由案件承办人提出，并及时向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时由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提出；需要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报请检察长批准。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督促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告人民检察院。
对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应移交本院侦查部门立案侦查。
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对本院侦查部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可直接向侦查部门提出纠正意见，情节较重的，或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报告检察长决定。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和预审活动，应在了解案情、熟悉证据的同时，认真履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发现违法，及时纠正。
第六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在送交公安机关后，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对拖延执行或不执行人民检察院决定的，应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执行，同时将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并抄报上一级公安机关。
第六十四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不被接受时，应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正确时，应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督促下级同公安机关纠正；如认为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有错误，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撤销已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

第五章 出席第一审法庭
第六十五条 提起公诉的案件，除罪行较轻并经人民法院同意不出席法庭的外，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第六十六条 出庭的检察人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公诉人应由检察长、检察员或代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六十七条 公诉人的任务是：
（一）指控、揭露和证实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
（二）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六十八条 检察人员在出庭前，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进一步熟悉案情，制作公诉词，并针对被告人和辩护人可能进行辩护的重点问题拟写答辩提纲。
第六十九条 公诉人在法庭上应依法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起诉书，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公诉词，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条 在法庭上，公诉人应认真听取和积极参与法庭调查，以协助法庭查明案情，揭露和证实犯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进行讯问、询问或建议审判长出示已收集在案的证据：
（一）审判人员对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漏问或未查清的；（二）被告人在法庭中供述的犯罪事实、情节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有关事实、情节、罪名和犯罪动机、目的等方面可能成为辩论焦点的。
第七十一条 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对在认定事实、证据、罪名、罪责以及适用法律等方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分歧的，应认真进行答辩。
第七十二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的；
（二）发现案件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
（三）发现有遗漏影响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实和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能当庭调查清楚的；
（四）有严重违法行为，影响审判活动正常进行的。
当延期审理的建议不被采纳时，应提请法庭记录在案。庭后报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七十三条 检察人员的出庭笔录，应详细记载庭审的时间、地点、人员、公诉人出庭执行任务情况和法庭辩论等主要内容。
第七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有遗漏同案犯的，人民检察院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共同犯罪案件中对检察院没有起诉、法院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应如何处理问题的联合批复》办理。

第六章 按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第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收到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或裁定书后，办案人员应及时审查，填写《刑事判决、裁定书审查表》，提出处理意见，报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审核。对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制作《抗诉书》，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影响正确量刑的；
（四）免予刑事处分、适用缓刑错误的；
（五）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七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对裁定的抗诉，应在接到裁定书的第二日起5日内提出。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中第一条所列犯罪案件的判决的抗诉，应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3日内提出。
第七十九条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抗诉正确的，应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制作《撤回抗诉决定书》，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不当，可以提出复议。上级人民检察院应认真进行复议。
上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
第八十条 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在上诉、抗诉期限内，如果认为重新审判决确有错误，仍可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七章 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一条 对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要求派员出庭的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第二审法庭。
第八十二条 检察人员出席第二法庭的任务是：
（一）支持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对原审法院错误的判决或裁定提出纠正意见；
（二）支持原审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或裁定，反驳无理上诉，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三）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四）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结合案情宣传法制。
第八十三条 检察人员出席条二审法庭前，应客观全面地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以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或上诉人的上诉状。重点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量刑是否适当，以及抗诉或上诉的理由是否正确。
第八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第一审案卷材料，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必要时应提讯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
第八十五条 检察人员出庭支持抗诉，应制作抗诉词，拟写答辩提纲。对上诉案件出庭时，应制作出庭意见。
第八十六条 检察人员在条二审法庭上进行下列活动：
（一）宣读抗诉书或听取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参与法庭调查；
（二）发表抗诉词或出庭意见，参加法庭辩论；
（三）对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第八十七条 在法庭辩论中，检察人员应针对原审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量刑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重点发言。
第八十八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遇到本细则第七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检察人员应当建议休庭，延期审理。
第八十九条 对检察人员出席第二审法庭的其他要求，参照本细则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审判活动监督
第九十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九十一条 审判活动监督的重点是：
（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遵守法定审理和送达时限；
（二）法庭组成人员是否合法；
（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四）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五）审判人员有无徇私枉法的行为；
（六）审判活动中有无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可参照本细则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章 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诳力的判决、裁定确有下列错误之一的，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的；
（二）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定数罪、数罪定一罪，量刑明显不当的；
（四）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
第九十四条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提出抗诉时，刑事检察部门应组织集体讨论，并报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九十五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可以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责成所作判决、裁定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或上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制作《提请抗诉报告书》，建议上级或层报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九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 审判决或裁定后，如同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所作的终审判决、裁定仍有错误，应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时，应将《抗诉书》副本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十章 出席再审法庭
第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检察院出席再审法庭，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
第一百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区分以下情况，由不同的业务部门承担出庭任务：
（一）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出庭任务由承办提出抗诉的业务部门承担；
（二）人民检察院经复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后，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出庭任务由复查该案的业务部门承担；
（三）人民法院经复查依法决定再审的案件，原审被告人正的服刑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原判决已执行完毕的，出庭任务由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承担。
第一百零一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应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管辖相适应。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由第五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如果再审案件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可参照本细则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第一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对罪犯执行死刑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临场监督。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由检察长、检察员或助理检察员一至数人担任，并配备书记员担任记录。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检察院收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临场监督通知后，应检查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或按规定应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
对停止执行后重新执行死刑的案件，应查明有无重新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第一百零五条 在执行死刑前，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如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建议人民法院停止执行：
（一）被执行人并非应执行死刑的罪犯；
（二）罪犯正在怀孕的；
（三）罪犯犯罪时不满18岁的；
（四）罪犯临场喊冤，提出新的证据、情节，或有其他情况，应暂缓执行的；
（五）执行死刑的场地和现场秩序足以造成他人伤亡的。
第一百零六条 执行死刑后，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人员应检查罪犯是否确已死亡，并填写《死刑临场监督笔录》，签字后入卷归档。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七条 关于本细则中涉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或文件的格式、要求，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另行规定。
第一百零八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原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一百零九条 本细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