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城市绿化条例

(1994年9月23日海口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4年10月14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1997年9月26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修正。2002年7月26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增进居民身心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和风景名胜区绿地的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绿化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和经常性绿化活动，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第四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应当履行绿化城市和保护绿化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损毁树木、破坏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进行举报和制止。

第五条城市绿化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绿化工作；区、乡(镇)人民政府的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辖区内的绿化工作。城市郊区的林木管理，仍由林业部门依照林业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鼓励开展城市绿化科学研究工作和推广绿化先进技术。对在城市绿化工作和绿化科学研究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乡(镇)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城市绿化规划，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本市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充分利用本市热带滨海特色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文条件，突出以椰子树为基调的热带植物景观，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布局城乡一体，形成完整的绿化体系。

第九条公共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选用适合本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并适当配置喷泉、假山、雕塑等景物；街道绿化建设应当注重

遮荫防尘、减弱噪声、装饰街景、美化市容；沿海及河岸边应当营造绿化防护林带或风景林带，注重防风、防潮、防汛和防止水土流失。

第十条城市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家规定确保绿化用地。到2010年，本市绿地指标要达到或超过国家“园林城市”的各项标准，城市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绿地率不低于35％，人均公共绿地不低于10平方米。

城市各类建设项目绿化用地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规定为：

(一)新开发区、新建居住区和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酒店、体育馆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等大型公共建筑不低于35％。高级居住区不低于40％。

(二)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不低于25％；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0％，并要根据国家标准建设防护林带；学校、医院、休疗院(所)、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三)市区主干道不低于25％，次干道不低于15％，一般街道不低于10％。

(四)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旧城成片改造区和一般零星添建工程及配套建设的小型公共建筑设施，可以低于上述规定指标5个百分点。

(五)市区内河两旁、海滨地段等的防护林带应当有30米以上宽度。

(六)苗圃、草圃、花圃地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2％以上。

(七)各类公园绿地率参照国家建设部制定的《公园设计规范》执行。

第十一条建设项目绿地率低于规定指标5个百分点以上的，必须重新修改规划方案；个别建设工程项目绿地率达不到规定标准又确需进行建设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将缺额的绿地面积建设资金交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安排易地绿化建设作为补偿。

第十二条 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下列建设项目的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应当委托乙级以上园林规划设计单位承担：

(一)区级以上公园、大型体育场所和文化娱乐场所；

(二)居住人口一万人以上或者面积10公顷以上的居住区；

(三)建筑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的饭店、宾馆；

(四)大型工业区以及绿地率在40％以上的。

第十四条本条例第十三条所列的城市绿化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经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未经批准，不得施工；需要改变方案的，必须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报批。

第十五条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

第十六条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在主体工程竣工后五个月内完成。附属绿化工程完工后，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验收手续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单位自行负责。

城市公共绿地的绿化建设，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依照城市基本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第三章保护和管理

第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地和绿化规划用地的使用性质，不得改变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第十九条禁止非法占用城市绿地，已被占用的应当限期归还。

项目建设确需占用城市公共绿地的，必须向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经市政府批准，占用单位必须先营造与占用绿地面相等的绿地或者按规定缴交绿地占用费后方准占用。

临时占用绿地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的绿地如有损坏，占用单位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第二十条树木所有权和保护管理责任的划分：

(一)国家投资或者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在公共绿地、干道绿化带、风景名胜区和防护林带内种植的树木花草，归国家所有，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和管理。

(二)单位在辖区内种植的树木花草，归该单位所有，并由其保护和管理。

(三)居民、村民在自家庭院种植的树木花草，归种植人所有，并由其保护和管理。

(四)苗圃、草圃、花圃等归经营者所有，并由其保护和管理。树木权属有协议的，按照协议执行。

第二十一条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城市绿化的养护管理，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和绿化设施完好。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对古树名木应当统一建立档案和标志。生长在公共绿地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和管理，散生在各单位和居民、村民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村民负责保护和管理，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第二十二条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区内的树木。确需砍伐或者移植的，必须制订补植计划或者移植后的养护管理措施，向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领取准伐证或者准移证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三条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内的树木、绿地以及城市绿化设施等进行严格保护，不得损坏。

第二十四条不得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设置商业、服务摊点和广告等。确需设置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五条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倚树盖房、搭棚或者占用绿地；

(二)在街道树木和绿化带范围内设置对树木和绿化带有严重污染的营业摊点；

(三)在草坪和绿化带内堆放物品、乱扔废弃物以及焚烧杂物；

(四)在草坪和绿化带内行车、停车；

(五)踩踏草坪，钉拴刻划树木，攀折花果和损坏绿地；

(六)损毁古树名木、园林小品及附属设施；

(七)擅自在城市绿地内采集植物标本、果实、种子和捕猎；

(八)其他损坏城市园林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电力、电讯、建筑、市政、煤气等管理部门因施工或者维护管线的安全使用而需要修剪、伐除树木的，必须与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办理批准手续。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树木倾倒危及管线安全使用时，管线单位可以先行修剪或者砍伐，但必须及时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对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设计方案擅自进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的，除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外，对建设

单位处以绿化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五的罚款；

(二)未按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完成绿化工程的，对建设单位处以绿化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五的罚款：

(三)毁林开荒，破坏绿化带或者苗圃的，除赔偿损失外，并处以损失价值五倍的罚款；

(四)非法侵占城市绿地的，或者虽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但逾期未退还的，除责令限期退还和赔偿损失外，并按占绿地每平方米每天处以十元人民币的罚款；

(五)对擅自改变城市绿地使用性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本条第四项的规定处罚；

(六)伤损古树名木致死的，对责任人或者责任单位处以该古树名木同等价值的罚款；盗伐古树名木的，除没收其树木归还所有者外，并处以该古树名木价值两倍的罚款5

(七)擅自砍伐市区内树木的，除责令责任者自备苗木在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栽活三倍的树木外，并接所砍伐树木价值处以三倍的罚款；

(八)盗伐市区内林木的，除没收其林木、工具和用具外、责令责任者自备苗木在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栽活十倍的树木，并按所盗伐林木价值处以七倍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

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造成林木、花草和绿化美化设施所有人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第二十九条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海口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0年1月12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海口市园林绿化管理规定》和1997年10月29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的《海口市城市绿化条例》同时废止。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手段，对于民事检察的角色定位更加理性和务实，对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存废之争的平息——制度的民族本源和现实需要

在民事检察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曾经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废除民事检察的观点和意见，本次修法对民事检察制度的定位，实际上对存废之争作出了定论。其实，综观废除检察监督论者的主要观点，不外乎对于“法院独立审判”和“既判力”理论的过分强调。而“法院独立审判”问题其实就是关涉权力运行的问题。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保持法院与法官的独立与超然，对于裁判结果的客观与公正是应然的选择，但这是以“法院与法官能够保持独立与超然”为前提的理想化设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是大家熟知的名言。笔者以为，将其阐述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似乎更能体现权力固有的扩张性。既然权力扩张不可避免，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就是正确和必须的选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沉淀最能体现制度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可以视为检察监督的雏形和历史本源。早在西周，中国就已经有了监察机构的设置，到唐宋已经形成法规详细、体制健全的监察体系。到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监察体系更加严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代替御史台，实现了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上述封建监察制度不乏糟粕，但作为延续了千年的制度，其中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成分，尤其从民族心理沉淀而言，制度的可接受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就“既判力”理论而言，坚持“既判力”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从维护裁判终局性与稳定性而言，“既判力”理论是非常完善的理论根据。但从民事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职能与定位考虑，其与“既判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并非对立不可协调的。因为，民事检察监督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之一，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应当建立在对再审程序的理性认知之上。众所周知，程序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正是程序建构的理念基础。程序又是实践的产物，客观需要造就程序的品格。再审程序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理念与现实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作为再审程序的理念基础，主要体现为程序价值的选择，是对正义、效率与安定的合理平衡的追求;作为再审程序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为适应司法实践出于对裁判瑕疵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考虑。尽管从表面上看，再审程序与“既判力”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在实质上，二者又是协调统一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再审程序偏重的正义价值，还是“既判力”理论偏重的效率价值，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性。而从民事检察监督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是抗诉案件的改判效果，还是对不符合抗诉条件案件的息诉服判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维护司法权威的作用。

二、从“审判”到“诉讼”——概念的厘清与范围界定

修改后民诉法将第14条由“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看似只是“审判”与“诉讼”简单的两字之差，实质上却从概念角度厘清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界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前的理论研讨中，尽管有多名学者对民诉法所规定的“审判”二字作出学理解释，认为审判活动不仅仅局限为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关系进行确认和对责任承担进行划分，庭审之前必要的诉讼准备活动属于审判活动的必要前置活动，执行活动则是对法院裁判效力的确认和体现，属于审判活动当然的范畴，主张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及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次民诉法修改，将民事检察监督表述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概念角度厘清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有利于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是监督理念和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从概念的角度讲，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既然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民事诉讼，其监督的范围自然及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立案、审判和执行。为了避免概念解释上的分歧，本次立法更是直接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执行、调解书和审判监督程序之外的其他审判程序的法律监督，使得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界定更加清晰、明确和全面。

三、从抗诉到抗诉与检察建议并行——创新在立法中的体现

学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1991年的民诉法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的规定过于单一。因为从操作层面来讲，对于一个生效的判决、裁定，抗诉只能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而且一般是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对应级别的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这样的监督模式不仅影响了监督的效率，有悖民诉法规定的诉讼便利原则，也是对权力对等监督规律的违反。在多年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这种单一监督方式的局限性，逐步探索缩短办案周期、提高监督效率的方式方法，并创新性地提出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建议同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错的办案模式，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应运而生。在多年的探索过程中，检察建议启动再审逐步规范，监督效率和效果日益显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逐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本次修法中，检察建议启动再审被正式写入法律，是创新在立法中的体现，不仅是检察监督方式的重大变革，亦将为检察监督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源泉。

四、调查权的确认——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权力正常运行的必要因素之一即为权力功能齐全。作为一项公权力，必须具备必要的功能，方能树立自己的权威。而权威的来源有二:一是国家强制力，二是理性。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作为一项公权力，赋予其一定的国家强制力，是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应然选择。在修法之前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深刻认识到监督权的行使必须有具有强制力的措施予以保障，在2001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基于办理抗诉案件的需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对检察监督权保障措施的探索实践，最终取得了立法机关的认可，修改后的民诉法在第210条中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权进行了规定。调查权的赋予，不仅能够保障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正确行使，也是保证其监督权威和监督功能发挥的正确选择。

五、“后再审”式的监督——纠错权归属的分野

民事检察监督实质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是一种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何实现两项公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牵涉到权力运行机制的问题，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设定，实际就是权力结构配置问题。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首先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三种情况下才可以转而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此次修法确定的监督模式，单纯从字面规定的形式来看，笔者称之为“后再审”式监督模式。这种监督模式，以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行使为视角，将决定是否再审的权力优先配置给人民法院。这种权力划分模式的定位，是建立在权力边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该理论认为，一项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能够保证权力正常地发挥作用，对各权力主体进行合理的分解与组合，使之处于相互平衡的和谐状态，科学界定各权力主体的职能与作用范围，清晰权力边界，既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减少权力的摩擦成本，控制越权行为，能够在一个权力结构之内的问题，先交由本结构之内的权力主体解决，充分发挥一个权力结构内部的矛盾解决功能，只有在一个权力结构不能发挥功能时，才交由另一个权力结构来解决，这样做既能节约权力运行成本，又能正确区分权力边界。从一个方面看，既然民事纠纷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纠正司法错误的权力优先配置给法院，交由法院解决法院内部的问题，似乎更能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性问题是，法律的运行不是简单的机械化运作，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人性的弱点必然影响执法的效果，这也是建立监督制度的必要性之所在。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古人之所以把知错能改视为大善，与人类不愿意纠正、甚至掩饰自己错误的天性不无关系。既然人类存在不愿纠正自己错误的天然弱点，将纠正法院错误的机会和权力优先配置给法院，这种内部纠错机制的运行效果，就不得不使人担忧。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的案件提出抗诉的案件不在少数，也不乏法院再审部门的法官碍于同事情面不敢或不愿启动再审程序，推荐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案例，这些事实表明，“后再审”式监督模式亦可能增加权力摩擦成本，有可能影响权力结构的运行效率。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在修改后民诉法施行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这种“后再审”式监督模式的调查研究，以验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并视情况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

总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角色定位更加理性，其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对象、范围、手段的修改，必将引起民事检察工作在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机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明确职责分工，从案件受理、审查、调查到作出决定，应优化不同层级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重心，形成上下一体、各有侧重、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科学高效的工作格局。要将监督的重点从裁判结果转向诉讼过程，充分、慎重地用好调查权，保证监督的权威和实效。(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