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从《理想国》中解读柏拉图论正义

李光恩


　　摘要：柏拉图的正义论是一套体系，要详细论述他所谈到的正义，需涉及许多方面和问题。但也不妨尝试单从柏拉图“如何”论正义入手，并以《理想国》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主线进行展开。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正义
　　一、柏拉图、《理想国》与正义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家。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20岁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其后有过12年的游历和三次西西里之行；我们今天所知的Academy即为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理想国》成于壮年，此书可谓震古铄今，讨论的问题非常丰富。该书的副标题即“正义论”，围绕探讨什么是“正义”而展开。
　　二、关于“正义”问题的考虑
　　柏拉图探讨正义问题深受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二为苏格拉底之死。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历时27载，交战双方为雅典和斯巴达，但最终以雅典失败告终。此次战争是希腊历时的转折点，使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间，自由民各阶层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1］传统的道德、正义观念在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战争对于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因实施暴政，8个月后又被民众推翻。其后民主派当政，苏格拉底被控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还引进了新的神及败坏青年的罪名，并在民主派的极端民主中被处死。因此，“柏拉图深深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善和正义十分不易”。［2］
柏拉图老年回顾他青年时代的雅典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谈到“在那些日子里，城邦不再遵从先人的习俗和制度”，他看到“法律和习俗的大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倒塌”。［3］所以说正是这些事件构成的时代背景使得柏拉图重新思考正义等一切问题。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对各种行为或制度的评价是不同的，称这些是“正义”的，那些是“不正义”的，我们不能通过考察这些行为或制度来总结出正义的涵义；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是正义的完美体现；也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能为大众普遍认可。［4］故而在众多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议中，柏拉图试图从批驳“正义”观出发，探寻、追求真正的正义。
　　三、柏拉图驳“正义”
　　（一）质疑克法洛斯
　　克法罗斯是住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叙拉古商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经是一位“经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的老旅客”，他认为“对于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有了钱财就用不着存心做假或不得已而骗人了，当他要到另一世界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为亏欠了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了”。由此，柏拉图总结克法洛斯的正义观为“有话实说，有债照还”。但是，柏拉图又反诘，“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实状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5］因此说，柏拉图认为这并不是正义。
　　（二）与玻勒马霍斯的辩论
　　玻勒马霍斯认为如果相信西蒙尼德的说法，欠债照还就是正义。但柏拉图认为西蒙尼德所言另有所指，“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把钱归还原主，对收方或还方有害则不算是正义了。那么欠敌人的是否要还呢？他认为西蒙尼德对什么是正义说得含糊不清。应该是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就是他所谓的‘还债’”。［6］
　　二人又进一步讨论，“什么是正义所给的恰如其分的报答呢？”，玻勒马霍斯归纳为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但柏拉图提出，正义的人在什么行动中，在什么目的下，最能利友而害敌呢？在接着的辩论中，柏拉图分别提到了如下观点：（1）不打仗的时候，正义的人岂不也是毫无用处的？（2）一个正义的人，既善于管钱，也就善于偷钱；（3）有一些人把好人当成敌人；拿坏人当成朋友。如此一来就成了帮助坏人为害好人，则不正义了；（4）“正义就是助友害敌”，而“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的人让人变得不正义了”。［7］
　　（三）反驳色拉叙马霍斯
　　智者是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的统称，能言善辩，晚期智者的末流堕于诡辩，因此智者在历史上又成为诡辩论者的同义语。
　　色拉叙马霍斯便是当时智者派的代表，而“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也正是智者当中盛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城邦中谁强谁统治，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并明告：凡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有正义的；谁不遵守，就是违法，又有不正义之名。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而政府当然有权，是为强者，故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柏拉图循着这一论断，指出各国统治者难免犯错误，所以他们立法的时候，会出现有些法立错的问题，立错了的法是对他们是不利的，而不管是什么法，人民都得遵守，因此“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也是正义的了”。
　　柏拉图又指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也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为“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8］
　　从以上两方面，柏拉图有利地辩驳了色拉叙马霍斯所谓的“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对强者不利的也可能成为所谓“正义”，而且其所为的正义也不全是强者的利益。
　　但色拉叙马霍斯并不屈服，又提出了“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即不正义比正义更加有利。
　　柏拉图论述说，正义者不会想胜过别个正义者，只会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者则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但是一个又聪明又好的人，不愿超过和自己同类的人，但愿超过跟自己不同类而且相反的人；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反倒对同类和不同类的人都想超过，因此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而“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心灵促使人们能够以正当的方式生活，导致好的行为方式，因此会快乐幸福，而不正义者却相反，因此“不正义绝对不会比正义更有利了”。［9］
　　四、柏拉图论正义
　　在驳斥了以上各种观点后，柏拉图开始讨论他所认为的正义。在他看来，“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他们是不是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个的人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然而“在较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也就更容易理解，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10］故而先讨论何为国家正义。
　　为此，柏拉图“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构建了一个城邦，因为这是国家正义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在这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且这个城邦还要能保持统一，是一个有机体，而且没有什么比国家闹分裂更恶的了。在这个城邦中的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赋的职业，“正义就是这个原则”。柏拉图用“金属说”［11］说明每个人的禀赋是不同的，有人身上被加入了黄金，这些人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被加入白银的人是护卫者；被加入铁和铜的人便是农民等生产者。人生下来体质和智力上的差别，适合不同职务。在论述当中，柏拉图特别提到了对护卫者怎样接受训练接受教育的问题，柏拉图认为很难找到比“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包括音乐、文学之义）来陶冶心灵”更好的教育了。他们不能听不相干的人讲不相干的故事，不能让他们的心灵接受许多他们成年之后不应该有的一些见解。例如，首先就应抛弃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的故事。
　　关于讨论个人正义，柏拉图认为，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无区别，“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即欲望、激情、理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也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而“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因此理智应该起领导作用；激情应服从并协助理智；欲望会使人感到快乐，但愿望过强会使人变得邪恶。一个人正义的人其灵魂的三部分应该协调与和谐，而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互相干涉。［12］
　　国家正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前提，个人正义则是国家正义的基础。“个人灵魂达到正义，每个人就会以其个人的正义的行为参与适合自己本分的工作，参与实现国家的正义”。［13］
　　五、结语
　　《理想国》中心内容是讨论正义，整部作品内涵精深，对后世影响极大。
　　该书共十卷，第一、二卷主要是关于什么是正义以及正义与不正义谁更有利的问题，分别先后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的讨论和辩驳。但此间并为完全论述究竟何为正义。
　　从第二卷后部分至第四卷，柏拉图论述了自己的正义理论，但最后也未定义出什么是正义，而是把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来进行讨论。
　　第五、第六、第七卷，柏拉图论述了怎样实现正义，其中论及“公有制度”，教育问题，还包括哲学王之治。
第八、九卷，谈到了国家正义的落败，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王之治甚好，但也会有错误，会使得国家衰落，典型的就是出现僭主政制。
　　第十卷后部分，柏拉图叙述一个故事，即一个名叫厄洛斯的勇士死后在另一个世界所看到的情景，虽然其中很多细节较难理解。但就书的末节来看，柏拉图似乎是要“我们”渡过所谓“勒塞之河”，而不在这个世上玷污了我们的灵魂。而且还告诫：灵魂不死，能忍受一切恶与善。让我们追求正义与智慧，穷毕生来探索正义，应该说是又回到了对正义问题探讨的开端，似乎与有我们所谓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异曲同工之意。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4页。
［3］［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苏格拉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
［4］姚介厚著：《〈国家篇〉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
［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