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视角定位

欧锦雄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英美法系的代表理论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前苏联和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非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在这些因果关系学说里，不少学说备受人们推崇，但是，由于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客观联系千奇百怪，因此，备受推崇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双层次因果关系说以及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等因果关系理论均只能较为模糊地论述各自的主张，这些理论抽象地阐释了各自的因果关系理论主张，似乎在客观上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遇到了稍为复杂的、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疑难案件，司法人员就会束手无策，或者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案件。对于同一种案件，若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执法的不统一。为了使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更明确、更具操作性，我们有必要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和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在下文中有时简称“事实因果关系”）是指在现实的刑事案件中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下文中有时简称“法定因果关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危害行为引起法定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模式。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构成要件？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重心是法定刑法因果关系？还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是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须搞清的基础问题。
　　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主要是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我国通说从事实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它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客观基础。任何人只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自己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就缺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可见，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作用表现在：它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它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基础。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到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判断标准（即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才算是具有了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以及准确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了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通说将因果关系完全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并将事实的因果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的做法是值得商椎的。
　　对于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的问题，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的基本要件，第二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只有当已经造成了物质损害结果，才发生因果关系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任何犯罪构成中，都不存在因果关系要件（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文规定有因果关系的内容，而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因果关系不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必要要件。
　　基于前面原因，我国刑法学通行的观点是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的，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并从事实上来研究刑法的因果关系。若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我们将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某罪的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才算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呢？若按我国通说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那么，由于没有一个判断的基准，就只能凭各种各样的学理解释来确定，这样，其结论将会五花八门，得不出完全让人信服的结论。
　　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在犯罪构成里，其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联系才能构成该罪或者才能构成该罪的既遂，这应该在刑法条文中明文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明确性原则的要求。目前，许多国家的刑法（包括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里法定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形式，而是将法定危害行为与法定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形式交由法理解释来解决，这既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刑法因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
　　为了更好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应将刑法因果关系纳入刑法规范，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些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立法上明文规定。从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
　　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犯罪构成因果关系。有一些直接故意结果犯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规定必须出现法定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对于这些犯罪来说，它们不存在犯罪未遂、预备、中止，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即属于这种情况。这些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定罪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构成因果关系”。间接故意结果犯、过失结果犯的犯罪构成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属于犯罪构成因果关系。
（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对于许多直接故意结果犯而言，它们存在犯罪未遂、预备和中止的未完成形态，即使未出现法定危害结果，也可以构成该直接故意犯罪。因此，在这些犯罪的罪状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判断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预备、中止的要件，而不是判断其危害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即判断犯罪性质）的要件。法定危害行为才是判断其犯罪性质的要件。因为这些犯罪的罪状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既遂的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三）法定定量因果关系。在一些犯罪的罪状里，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之外还规定了一些加重法定刑的情节，基本犯罪构成里的法定危害行为与这些加重法定刑情节中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影响到该罪的成立，也未影响到既遂和未遂的判断，但是，它影响到量刑的轻重。因此，其因果关系可称为“法定定量因果关系”。例如，在《刑法》第238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情况中非法拘禁行为与致人重伤之间的法定因果关系应属于法定定量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属于定罪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些犯罪中判断是否构成该罪的构成要件；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一些犯罪中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既遂的要件；法定定量因果关系是判断是否适用加重法定刑的要件。
　　在法定刑法因果关系里，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重点和难点，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这两种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在后文的论述中，如无特别的解释，那么，“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特指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从法律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可以及早解决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立法化问题，一旦刑法因果关系立法化问题得到解决，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就有了明确的规格和标准，这将有助于司法人员准确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可见，只有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得以解决后，事实的因果关系才容易得到解决。为此，我们研究的重心应放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上。

(节选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六届第5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987年9月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7年9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87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八号公布 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档案的管理和收集、整理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人员负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第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遵守纪律，具备专业知识。
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提供利用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条 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
第十二条 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
档案馆与上述单位应当在档案的利用方面互相协作。
第十三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当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便于对档案的利用；配置必要的设施，确保档案的安全；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十四条 保密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密级的变更和解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鉴定档案保存价值的原则、保管期限的标准以及销毁档案的程序和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禁止擅自销毁档案。
第十六条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
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有关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售，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向国家捐赠档案的，档案馆应当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 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和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禁止私自携运出境。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档案馆应当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第二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
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一条 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档案的所有者有权公布，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或者擅自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私自将档案卖给外国人的；
（六）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境的；
（七）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有上款第（五）项、第（六）项行为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并且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实施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