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琼地税发〔2006〕51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旅游业税收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直属地方税务局、省局稽查局
现将《海南省旅游业税收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五月八日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加强我省旅游业和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的税收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旅游业是指为旅游者安排食宿、交通工具和提供导游等旅游服务的业务。

第一章 旅游业营业税征收管理

第一条 从事旅游业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为旅游业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二条 计税营业额的确定
（一）组织旅游团在境内旅游的，以取得的全部旅游收入减去替旅游者付给与该旅游行为相关的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费、门票或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
（二）组织旅游团到境外旅游，在境外改由其他旅游企业接团的，以取得的全程旅游收入减去付给该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
（三）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采取核定扣除额的办法确定其付给与该旅游行为相关的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交通费、门票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扣除率为70%，其计税营业额=营业收入×（1-70%）。
第三条 计税营业额扣除项目凭证的确认
（一）扣除项目支付款项发生在境内的，该扣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发票或税务机关认可的凭证；支付给境外的，其扣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外汇付款凭证、外方公司（组织）的签收单据或出具的公证证明。
（二）旅游企业替旅游者付给境内其他单位的房费、餐费、门票或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以发票作为营业税扣除项目的合法凭证。未取得发票的，一律不得扣除。
（三）旅游企业替旅游者支付的交通费，原则上应以交通运输发票作为营业税扣除项目的原始凭证，但对于旅行社代异地游客购买返程火车票、船票和飞机票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旅行社费用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4]329号）的规定，可以火车票、船票和飞机票的复印件作为扣除凭证，并同时提供组团合同、行程、人员名单、代付票款的支付凭证等有关资料。
第四条 旅游企业下列费用不得作为代付费用从收入总额中扣除：自有车辆运行费用、以旅行社名义缴纳的行程责任保险、旅行社购买发给旅游者的旅行包（帽）、饮料等物品和导游（包括专、兼职导游）、司机等旅行社工作人员的吃、住、行等费用。
第五条 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从旅游景点、购物点等非雇佣单位取得的与导游业务相关的各种佣金、奖励和劳务费等名目的收入，均计入个人从事服务业应税劳务的收入额计征营业税，其纳税地点为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的雇佣单位机构所在地。
第六条 旅游业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第七条 旅游业营业税的纳税地点为旅游企业机构所在地。

第二章 游览场所（旅游景点）营业税征收管理

第八条 从事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取得的门票收入，按照“文化体育业”税目征收营业税。
第九条 在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游艺项目，如射击、跑马、游戏机、蹦极、卡丁车、热气球、动力伞、射箭、飞镖等取得的收入按“娱乐业”税目征收营业税。
第十条 在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潜水、沙滩摩托、照相、服装出租等取得的收入按“服务业”税目征收营业税。
第十一条 在游览场所（旅游景点）从事索道、游船和电瓶车等经营取得的收入按“服务业”税目“旅游业”子目征收营业税。
第十二条 从事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所收取的门票款开具发票或提供门票（包括全价门票或折扣价门票），并按票面金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第十三条 从事 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返还给旅行社或导游的佣金、回扣，不得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第十四条 从事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向旅行社或个人支付佣金、回扣时，应向旅行社或个人索取发票。凡不取得发票导致旅行社或个人未缴、少缴或骗取税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从事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的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第十六条 从事游览场所（旅游景点）经营的营业税纳税地点为游览场所（旅游景点）所在地。
第十七条 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目应税行为的，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营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第十八条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单独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单独核算营业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第三章 旅游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第十九条 从事旅游业务并取得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企业或组织，为旅游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旅游企业或组织，根据其会计核算情况分别按如下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
（一）对账册健全，能够按照会计制度和税收管理要求正确核算收入、成本费用和应税所得的旅游企业或组织，实行查账方式征收。
（二）对账册不健全，不能按照会计制度和税收管理要求正确核算收入、成本费用和应税所得的旅游企业或组织，实行核定方式征收，其认定、具体方式、方法和管理，按《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3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采用按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应税所得率为20%。其应纳所得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收入总额×(1-70%)×20%×税率
或应纳所得税额=成本费用支出总额×(1-70%)/（1-20%）×20%×税率
采用定额征收或其他合理的方法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结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条 旅游企业或组织的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和本办法第一章第二至第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旅游业的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第二十二条 旅游业从业人员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的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从事旅游业务的单位为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时，不论纳税人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均应依照规定代扣代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均在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第二十三条 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一）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为雇佣单位提供服务活动取得佣金、奖励和劳务费等名目的收入，不论该收入采用何种计取方法和支付方式，均应计入该导游的当期工资、薪金所得，按照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为非雇佣单位提供服务活动取得佣金、奖励和劳务费等名目的收入，不论该收入采用何种计取方式和支付方式，均应计入个人从事服务业应税劳务的收入额；上述收入扣除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缴纳的营业税税款后，计入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按次依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上述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第二十四条 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或每次所得均低于费用扣除标准致使扣缴义务人不能代扣税款的，以及在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所得的，应自行申报纳税，其纳税地点为导游、司机及其他人员的雇佣单位所在地或住所所在地(或常住地)主管税务机关。
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而且该项收入达到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数额(该收入扣除已缴纳的营业税税款后超过800元)的，可在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日起执行。


私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

龙城飞将


　　私人执法超出一定限度可能导致私刑滥用。私刑，即无惩罚权的人对他人非法施加惩罚。惩罚权可能来自法律，也可能源于习惯。
　　法学领域的私刑指无审判权的组织或个人自行拘捕、监禁、审判他人，施以刑讯逼供，甚至残害其身体和生命的行为。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在美国，私刑指未经合法审判而由暴民或私人将其所指称的罪犯处死的刑罚，有时亦指刑讯或断肢的刑罚 。
　　我国私刑古已有之。族长无异于奉行宗族法律（家法）的法官，为族法的执行者。有时族长甚至下令将犯过的族人处死。家族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对国家负责。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的司法机构，族长不能调解处理的纠纷，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 。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承认宗族法规，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衰落，但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有复苏迹象，出现不少宗法组织施用私刑现象。
　　（一）私人施加的私刑
　　私人自行扣押他人，非法拘禁，甚至刑讯逼供，残害其身体和生命，构成私刑。私人施加私刑的情形不胜枚举，如复仇，讨债人对债务人非法拘禁或大打出手，村民群起为民除恶，甚至父母为除害大义灭亲等。但依现代法制，这种行为不合法，施刑者应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等罪名。
　　（二）组织施加的私刑
　　组织施加的私刑，指宗族头面人物，以及乡村基层组织、治安联防组织、商场、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治安人员自行扣押、拘禁他人，甚至刑讯逼供，残害其身体和生命的行为。许多准公权力机关也有动用私刑现象，在我国当前转轨时期，后一情形尤其严重。村干部、治安联防队员、国有企事业单位治安人员等履行职务时施加的私刑，可视为准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
　　在广大农村，村干部滥用私刑的现象比较普遍。电影《被告山杠爷》描述了山杠爷为了教训一个屡次打骂婆婆的媳妇，叫人抓她游村，后其跳河而死，公安机关逮捕山杠爷，后指控他非法拘禁。
据李昌平介绍，湖北监利某乡一农民欠队里190元，干部和打手让他还1800元，因无力偿还被关到“小黑屋”里活活冻死 。
　　治安联防组织和商场保安人员滥用私刑时有发生，2001年9月北京惠新西街物美大商场内保人员怀疑某人偷口香糖，当场打死一名民工，打伤数人 。企业老板体罚员工、动用私刑的恶劣事件也常发生，如2001年韩资深圳宝洋厂对56名女工强行搜身案 。
　　（三）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
　　行使公权力的人也运用私刑，司法和其他公权力机关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如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等。超越职权，指公权力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越职权范围，如乡干部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关押或游街，工商干部拘留无照经营的个体户。
　　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以刑讯逼供最为典型，即侦查、司法人员对嫌疑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非法手段逼取口供的行为。长期以来，刑讯逼供视为通过司法发现事实真相的重要手段。“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对受刑者的肉体起作用。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相当然是一种获得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 ”德国人赖德尔对死刑技术的描绘令人震惊，如放逐、石砸、落崖、架刑、绞刑、斩首、车刑、四马分尸、肢解、溺死、活埋、火刑、断台头、电椅、毒气室、枪毙等 。
　　酷刑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直到现代，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时代，酷刑仍未绝迹。
　　先看文革中饱受酷刑折磨，最后含冤而死的张志新。1975年枪杀张志新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再看上一世纪70年代的1977年，李九莲在江西赣州被杀。先经万人公判大会侮辱：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镣，黑牌，针药麻醉，竹筒塞入口中；后游街示众；行刑者先射腿令其下跪；曝尸荒野后又被看客割去乳房和阴部 。
　　直到21世纪的2000年，山西岚县公安局干警居然还干出泯灭人性，藐视人权的举动：对维护正义上访的农民李绿松刑讯逼供，割他的舌头 。
　　实践中刑讯逼供等私刑现象仍屡见不鲜。警察与监狱狱警动用私刑在我国情况严重，港澳台也时有报道 。检察机关动用私刑，原湖南省邵阳市西区区委书记刘路贤、副区长禹洪峰被屈打成招 。纪委等党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亦施加私刑，浙江天台县纪委干部陈家跃等4人对中共台州市纪委采取“双规”措施的陈安稷非法拘禁45天后又活活打死 。甚至还有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暴打当事人，重庆市长寿区法院双龙法庭法官陈跃宁因当事人一句脏话当庭铐打当事人 。
　　现代法治禁止公权力机关施加私刑。1988年中国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表明我国对禁止酷刑的决心。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包括施行酷刑的企图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定为刑事罪行，并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
　　“缔约国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
　　“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
鉴于我国公权力机关的私刑、酷刑不止，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禁止这些酷刑。《刑法》设有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三个罪名。《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严禁刑讯逼供。《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皆规定不得“刑讯逼供”，《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看守所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亦有相关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公民受酷刑可请求国家赔偿 。
　　从发现公权力机关存在私刑甚至酷刑，到社会形成立法的民意，再到立法机关立法，都是漫长的过程。立法之后，这些公权力机关能否遵守法律的规定，接受民众的监督，彻底遏制法律禁止的私刑、酷刑，仍然需要公民们做出巨大的努力。
　　根据宪法，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共和国，国家机构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代表，这些公权力机关的人员又是国家委托他们执行司法功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委托的代表。对于拥有最原始权力的人民来说，他们是派生的代表，是代表的代表，他们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工作，他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力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人利和自尊？
　　我们宪法的基本原则常被具体的法律和部门立法所淹没，国家立法和部门法常常被对于法的解释所淹没，法的解释又常常被地方司法机构的会议纪要，内部规定所淹没，会议纪要和内部规定最终很容易具体化为中国真正的“司法实践”。法在这种运动中经过层层衰变，最终已经脱离了本来的面目，变成了少数人在法律、事实、执法、司法的边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种司法实践，就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说的“坏蛋”对法官判决的预测，就是作为法的最初源泉的公民们所感受到的实际的法。
禁止公权力机关的私刑、酷刑，司法的随意化，违法进行司法活动，是中国公民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正义最基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