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的存废

张俊龙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

　　死刑(Death Penalty)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又被称为极刑.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死刑的废止和限制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死刑的废止和限制是必然趋势，是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它的正确适用与改革有利于昭彰法治的公正，有利于社会向更文明方向发展。

关键词：死刑；死刑的存废；必要性；展望


前言

　　二百四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引起重大的学术争议。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人们一次对于死刑存废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01]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使得死刑存废的问题进一步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在当代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的意义何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是否应该废除呢？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死刑的渊源、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刑罚之一，这种刑罚方法毕竟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原始社会的一些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或转化的关系，这些社会现象，便成为死刑的直接渊源。[02]

（一）中西方死刑的渊源
　　西方死刑渊源通说认为于活人祭祀，牺牲者多为战俘，奴隶部族内的童男童女，标准是年轻貌美，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这样残忍的仪式，还有一种唯美的欲求。到其演变为纯然的惩戒行为时，这种唯美的欲求似还残存着，自然其残忍更是有增无已。而古代中国死刑渊源有两种，通说认为：死刑以原始“食人”习惯为渊源。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03]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然后将其吃掉”。 [04]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而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产生。[05]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
（二）死刑的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06]
　　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方法。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惩罚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07]而当今死刑存废之争的最大局限性是学者们坐而论道，双方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基础上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保留死刑一方还是废除死刑一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权。但是如何维护和保障人权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死刑，还是任何一种刑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信仰或者说是国民的法律感情。虽然有些不当，但这一点不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来说应该都是承认的。因为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08]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09]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10]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11]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12] “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3]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其国民的法律信仰之间的抽象联系。

二、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死刑思想确立的。毛泽东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4]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直至今日，不管我国的刑事政策、立法还是司法，对于死刑都是情有独钟的。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 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三、现阶段中国实行死刑的必要性

　　目前来说,中国不适宜废除死刑。
　　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死刑的废止不应限于抽象性的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的讨论死刑是废除还是保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5]因此，讨论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阶段。
　　从目前中国现实来说，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所应具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条件还很落后。在这种物质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而物质文明提高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取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实际上，防范犯罪要难于惩罚犯罪，这个道理是易懂的，但惩罚犯罪远比防范犯罪省钱省力，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视为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因而屡屡滥用。[16]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权者是不可能放弃死刑这一刑罚的。对于精神文明程度来说，在一个精神文明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越强。而只有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定水平，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还不高，公民整体素质也不高，大部分民众还不认同废除死刑思想。因此，从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另外一点，在中国提倡废除死刑的几乎都是学者，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绝对不能废除死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古代的儒家、法家，还是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要立即废除死刑。从我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事实上，“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边沁）这一基本规则。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不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因此，目前在中国，死刑应当被保留。
　　从民众和学者对立的观点看，两者一直处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学者们一直是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进行一种理论研究，他们往往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思想。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法律意识，他们考虑问题往往很现实，“杀人者死”从古至今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对目前中国司法减刑被滥用的不满，也是造成民众反对废除死刑的直接原因。

四、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由于死刑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它的存废也成为一个久争不下的问题。直到今天，死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另一方，他们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我认为不论死刑存废的问题在短期能否得出一个结果，仅就争论本身而言，这场争论既丰富了刑罚学说，又给世界性的死刑立法与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与激发人们的人道精神，对于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死刑制度做出下面的分析。
　　从长远看，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苦到轻缓的沿革的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我党确定的死刑政策是“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不废除死刑” 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要少杀、慎杀”是因为认识到了死刑的不合理本质。虽然在目前，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一瞬间的反复，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17]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死刑走向废止是世界潮流。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日本和美国部分州。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并号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签约国考虑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志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欧洲理事会大会对死刑的反对特别强烈，欧盟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同时大赦国际也是致力与废除死刑的重要国际组织。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必然使中国迅速融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尊重，而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涉外法律冲突，也必然给国人的刑罚观带来强烈的冲击，同时，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学者的讨论呼吁，也会促使决策层和民众对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了解和顺应。如此，中国死刑最终走向废止是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五、结语

浅析有限合伙与其他经济组织之比较

刘成江


　　有限合伙源于普通合伙，但限合伙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却越来越将使其区别于普通合伙，相对于普通合伙来说，有限合伙具则有较多的优势。
　　主要表现在：1、有限合伙更加稳定，在普通合伙中，一旦有合伙人死亡或退出，合伙一般即告解散，这不利于合伙企业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对那些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合伙企业更为不利；有限合伙中，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死亡、破产等对合伙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相对独立，可以通过建立普通合伙人的退伙制度、有限合伙人的出资转让制度等保持企业的长期经营。有限合伙人责任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出资应具有可移转、可随时兑换性等清偿功能。[1]这就使有限合伙成员流动而其在合伙中的投资份额不动，确保合伙资本的稳定和合伙的长期、稳定发展。由此可见，有限合伙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强于普通合伙。
2、有限合伙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普通合伙中全体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旦合伙经营失败，合伙人不但得不到合伙财产，而且还要用个人财产偿还合伙债务。高风险使得投资人非常谨慎，相互信任成为合伙的重要条件。而有限合伙由两种合伙人组成，即至少应有一名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名有限合伙人。两种合伙人所负责任形式不同。有限合伙采取混合责任制，有限责任制和无限责任并存于一个有限合伙之中，这使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责任部分也得以减轻。由于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吸取了公司有限责任制的长处，拓宽了融资渠道，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3、有限合伙更有利于集中、高效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中，合伙人共同劳动、共同经营，每个合伙人均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的发展等问题有较多的控制权和发言权，这无疑具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但这种经营管理方式也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弊端，每一个合伙人都有权参与管理，导致合伙权力的分散，不利于企业管理的集中与高效，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对企业是非常不利的。而有限合伙恰恰克服了这一弊端，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只负责出资并在出资的范围内对合伙债务承担风险，不享有合伙组织的经营管理权，普通合伙人对合伙组织行使经营管理权，有利于普通合伙人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维护合伙企业的利益。
　　有限合伙与公司的比较：有限合伙与公司相比有以下优点：1、有限合伙中，不设专门的管理机构，没有庞大的管理系统，因此，经营开支要比公司少得多。2、有限合伙中，由于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的经营管理，而且仍然要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因此，有限合伙还是具有较为可靠的商业信用。3、有限合伙的设立和解散的程序比较简单，不必像公司那样必须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法定程序，这种聚散灵活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合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有适应性强、灵活多变的能力。4、最关键的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是有限合伙可以合法地规避双重赋税。由于合伙企业并不构成税法上独立的纳税主体，有限合伙企业并不需要就其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全体合伙人来说，只需要就其从合伙企业分得的利润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的股东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另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最终承担的是双重纳税。
　　一、我国引进有限合伙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分析
　　我国确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有限合伙制度的引入，对于完善我国的市场主体制度，以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国设立有限合伙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现实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有限合伙法》。
1、确立有限合伙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顺应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多元化的需求[1]：商事立法内在要求是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商法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生的，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有关调整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活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立法必须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适应性。商法规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生活，而社会经济生活随着科技的进步则加速发生着变化。如果固守原有的商法规范，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导致商事交易受阻、市场秩序混乱。和各类法律相比较，现实生活对商法的要求非常高，因而修改商法也应更为频繁。如：自日本商法典施行以来，已经经过35次修改和补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补充次数最多的法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立法者大量吸收英美法主要是美国商法的立法成果，补充了许多新的商事法律制度。此外，日本立法者有根据本国商事实践的发展，以革新精神创立了许多新的商事法律制度。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立法已经成为内在必要。
　　2、确立有限合伙制度有利于鼓励投资并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1）有限合伙可有效遏制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现象，促进资金优化配置并增加就业在民间拥有大量的资本，如何正确引导这些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方法，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问题。我国居民有储蓄的习惯，但过度储蓄等于把社会投资风险全部转移给了银行。我国银行的投资效率低下，长期以来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已举步维艰。近年来中央银行连续降息，目的就是把居民储蓄从银行挤出去，转移到其他投资领域，从而减轻银行的经营压力。但是证券市场风险太大，令许多投资者却步。这样，高于银行利率数倍的高利贷与非法集资迎合了投资者追求高回报的需求。但是，高利贷、非法集资又不受法律保护，使得投资者的利益没有保障。此现象的大量出现若通过法律层面的剖析，不难发现法律制度的缺失亦是个中缘由之一。[3]（2）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能够极大的鼓励投资，现实经济生活中，在生产经营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毫无疑问是资金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资金的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人们持有货币的多少上，更重要的是看把这些货币资金投入到不断运行的生产过程中所不断带来的利润，只有以动态的再生产观点才能真正认识到货币资金的价值。[4]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拥有的闲散货币资金日益增加，数额庞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将手中持有的货币资产闲置，而想通过资金的运用以获得增值的收益。与此同时，占我国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最大发展障碍就是资金短缺，融资困难。而最理想的途径，莫过于吸引新资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若要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入的成员必须负无限责任，这无疑又成为吸引投资的一大障碍，而有限合伙则因其具有使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将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功效而成为一种有效的融资组织行式。
在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可以为一些拥有资金但却缺乏管理能力或不想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选择。通过此种投资，作为一名理智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可以达到利益与风险的平衡，满足其投资需求，完成从高利贷者等角色向投资者角色的转化，在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盈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经营者可以利用有限合伙这一平台筹集到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便利的融资渠道、降低资本负债率、降低运营成本，从而降低市场风险，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3、确立有限合伙可突破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的困境：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通过国家的支持和民营企业家的艰辛努力，有过初期的朝气蓬勃，但现在却难以做大，面临着发展的困难，综合起来，他们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融资困难，缺乏做大的资金；第二，人才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第三，管理混乱，企业运转效率低下；第四，改制为公司后，管理者主导得不到维护。有限合伙制度则为民营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行途径。首先，民营中小企业可借鉴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从有限合伙人手中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经营者(普通合伙人)可以集中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限合伙人通过投资可以象股份公司的投资者一样，只承担最大限额为投资额的有限责任，而不必为合伙企业的债务或亏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于只想投资以求利润最大化而又无心经营管理的人来说，他们既可以分享经营者的经营成果，获得较银行利息高的回报，又可以只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其次，有限合伙是对家族式管理弊端的创新。我国东部民营中小企业借鉴有限合伙的管理制度，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对家族式经营、家长式管理的改进。由于企业可以选择合适的经理人担任普通合伙人进行管理，这样可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避免企业中裙带关系盛行而损害企业运转的效率。
建立有限合伙制度的可行性分析：在我国建立有限合伙法律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对于这一点我门是应当予以承认的，虽然目前在我国存在着某些建立有限合伙制度的障碍，但另一方面，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下面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
1、我国某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在我国北京、深圳、浙江、珠海等地的地方立法中早己规定了有限合伙这一制度，这无疑对有限合伙的建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在实施中的利弊得失成为全国性有限合伙立法的宝贵财富。而且，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规定可以采取非法人制组织形式，根据其第四条的规定，我们可看出在我国己经开始承认有限合伙制。而大量外商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的涌入，也为我国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提供了很好的事例。但是由于其只针对外商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因此仍然没有相应的有关国内投资者设立有限合伙风险投资机构的规定。2、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萌芽了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进行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也已有了有限合伙的萌芽。我国广大农村盛行的集资入股企业，农民向村办(乡办)企业入股，但不参与企业的管理，企业仍由村、乡选定的经理经营，盈利时，农民按投资比例分红，亏损时，农民仅以其投资承担责任。 城市中创立企业可以采取非法人制组织形式，非法人制创投企业的投资者也可以在创投企业合同中约定在非法人制创投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该债务时，部分投资者以其认可的出资为限承担责任。[5]实践中，科研机构与生产厂家的联营也类似有限合伙，科研机构以科研成果和技术出资，生产厂家以自己的名义负责生产经营，双方分享经营利润。科研机构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保持科研力量，一般不愿参与自己不熟悉的生产经营活动，只希望对自己提供的技术负责，如果经营失败，也只损失了开发这项技术所花费的资金，不负其他责任。而生产厂家则负责经营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3、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潜在有限合伙人，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5月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首次突破8万亿元；2003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2004年，超越了12万亿元。这些巨量的闲散资金是使有限合伙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注资的最大来源。可以看到，在存款利率持续降低的情况下，人们却依然热衷于存款。这说明，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社会闲散资金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我们缺乏有效的投资机制。高储蓄在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在我国目前市场还未充分发展，融资渠道过窄，急需将资金有效地聚集起来。因而有限合伙在立法上应赋予其一席之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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