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生共同创作中著作权保护问题的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法学01（1）班 郭杭铵


近年来，各大学纷纷鼓励 大学生积极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如我校的“运河杯”学生课题制作大赛，全国性的“挑战杯”学生课题制作大赛等等。而这类活动学生往往无力独自完成，故一般都采用主要负责人制，下有诸个合作者。于是出现了课题制作的主要负责人将自己作为作品的作者，而将其它合作者写为提供劳务或提供资料者。由于合作者一般为主要负责人的同学或者好友，再加上现今大学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够强烈，这些合作者往往对自己的著作权被侵害也不予追究。
那倒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著作权在共同创作中不受侵害呢？
一、我国的现行规定
在我国《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四条中规定：二人以上 按照约定共同创作作品的，不论各人的创作成果在作品中被采用多少，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共同创作。
我国民法虽对共同创作进行了规定，但是由于规定的不够明确，很多人对此条规定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这一点从实践中关于共同创作纠纷的案件占著作权纠纷的70％即可见一斑。可见对此法条的进一步理解十分必要。
二、如何理解“按照约定”
一般民事主体为非专业法律人士，无法期望其严格根据法律的要求进行约定，且民法也充分尊重民事活动当事人的意志，所以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之间的 约定具有随意性、变动性、非要式性等特点。而且在民事活动过程中，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要求会常常发生变动，于是自然而然的双方的约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约定”的这些特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口头约定之中。
正因为“约定”的一系列特点，在确定约定的时候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约定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还是书面口头皆可？应该以第一次的约定为准还是以当事人最后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准?若以后者为准，又应如何确认呢？
笔者认为，依据法理，在法律未明文规定应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就应对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均予以认可，但是，在书面形式的效力应高于口头形式的效力。又依据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的原则，应当以当事人最后一次变更的约定为准，但之前的约定可为最后约定的补充依据和追求当事人真意的标准，因为在民事活动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欺诈等行为，当事人往往及其重视第一次约定的制定，而在后来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对方提出的约定变更要求中缺乏完全考虑。但若硬性要求以第一次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标准则会束缚民事主体活动的开展，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根本利益。至于对约定的确认应当要求当事人拿出书面形式证明或者充分的第三人证明。
三、什么是“共同创作”
本条中所谓的“应当认定该项作品为共同创作”，其意义在于赋予参与该作品共同创作的每个共同创作人对该作品完全的著作权，即为该作品的作者。
而在实践中，此类纠纷的难点就在于对共同创作和提供劳务的区分上。
共同创作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创作完成的作品，包括合成作品（其中有可以单独使用的部分）、结合作品（无单独使用部分）。若为结合作品，该作品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作品中的各个部分不具有独立的科学或艺术意义，著作权归所有参加创作的作者共同所有。而若为合成作品，该作品虽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但是该作品中的各个部分都有独立的科学或艺术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合著着既是该作品的著作权的主体，也分别是该作品的各个部分的著作权的主体。提供劳务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在作品完成过程中提供非创作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包括技术、事务性等活动，参与者不能共享著作权，只形成劳务的法律关系。
从而可见，区分共同创作和提供劳务的关键在于所提供的活动是否具有独创性。
实践中较难以区分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收集资料和整理素材。收集资料是非创作性的，所收集的资料不直接成为作品的素材。而整理素材则是带有创作性的可以直接为作品所用的工作。但应该注意的是，有的共同创作者在分工约定中将部分共同创作人的工作定位为“收集资料”，但是实际上其参与的是整理素材的工作，则应根据实际参与的活动确定其为共同创作者，而不能轻易的根据字面确定其无著作权。
2、 提供咨询意见和修改内容。这两者不仅是形式上的动口与动笔的区别，更是量与质的区别。实践中可根据修改的意见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作用或对作品主题的变更情况进行考虑。有些意见虽被采纳得较多，但对该作品的内容、性质变化作用不大，仅仅是文字、表达方式等技巧性的内容发生变更，这不能视为共同创作；而有些对作品修改并不多，但使作品的主题深化或作品价值提升，如美术作品往往是仅仅动了寥寥几笔而效果大不一样，文字作品也有“点睛”之说，这种情况可考虑认定为创作行为。因此，我认为在刘国础诉叶毓山合作创作歌乐山烈士群雕作品一案中，法院认为在此次共同创作中一方的活动较微小，不应认定为共同创作者的判断是有失商榷的。
3、 修改作品内容与修改作品的错误。此两者非常常见且常被混淆。前者是对作品内容的修改，如修改观念、情节、作品主题思想和表现方式等。这是作者的创作，而后者是对作品业务性的修改，如对作品的语法错误进行更正，对文字进行润色，这是出版社编辑工作，不享有版权，但作者邀请非编辑人员为其进行修改，应视为事务性活动，根据活动量要求作者支付相应报酬。
应注意的是，对共同创作的认定应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双方意见一致，即使一方投入极少甚至没有投入，也可认定为共同创作。
四、对一个具体案例的分析
现以对一具体案例的分析，加深关于共同创作的著作权保护的运用。
甲在校期间创作出一篇论文，因选题新颖、材料翔实被老师选中参加校课题制作比赛，但考虑到其对该专业研究尚浅，又推荐乙加入，以完善该论文。
在课题申报表中，乙将自己写为主要负责人，甲为合作者，同时乙在之后积极开展了对甲前期论文的后期加工（并不脱离甲的原始主题），而甲在此过程中仅起到辅助作用。在课题研究完成后，乙认为该论文为其一人创作，甲仅能视为资料提供者。甲提出异议。
在此案例中，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课题申报表就应视为“双方约定”的书面形式，说明双方有共同创作的一致意思表示。故甲乙间应视为有约定。同时，乙虽在后期制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其仍然是在甲的初期创作上的加工、深化，并没有新的主题，说明不能仅将甲作为资料提供者，即使认定甲为素材整理者也有失偏颇。据此，甲乙应共享该作品的著作权。若乙强行在作品署名中仅列自己名字，则构成对甲的著作权的侵犯。


摘要：
1、 中国律师同盟 http://www.lawyercn.com
2、 浦增平 《上海审判实践》 1989/3 《审理共同创作纠纷案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试行）》
4、法律顾问网 http://www.online.tj.cn/law





　　从1766年瑞典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官员财产申报规则以来，全世界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项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有些国家在宪法中确立财产申报制度，使财产申报成为官员的一项宪法性义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财产申报制度则是通过公务员法、政府信息公开法、公职人员行为准则或者政府道德法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的。

　　美国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是美国政府推进廉政建设的产物，1978年，美国颁布《政府道德法》，随后联邦政府道德署(廉政署)制定了一系列与之配套法规，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美国的财产申报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大类。公开申报是指个人财产报告要向全社会公开，凡担任拥有重要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官员、高级科技人员、咨询顾问人员等，必须公开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秘密申报的材料不予公开，由各单位内部掌握，适用于大约25万名中、下级官员和雇员，一般公务员不申报财产。

　　依据《政府道德法》规定，财产申报又分为任职财产申报、在职财产申报和离职财产申报三种，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内任职的人员，分别在本系统内申报财产。凡宪法容许的和国会明确规定的事项都是财产申报的内容，包括：申报人财产及其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各种服务性收入，买卖交易，馈赠和款待、各种补偿、好处及其他有价值的赠品，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债务，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等等。

　　法国

　　1998年，法国制定了《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这是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项专门法律，针对总统候选人、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中央政府成员、大区区长、海外省议会议长和较大城市市长等高级公务人员申报财产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该法规定，每逢总统选举之前，总统候选人必须将有关财产状况的资料用加封条的信封交给宪法委员会；两院议员上任15天内必须向议院办公厅提交准确真实的财产状况申报单；所有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5天内，要向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状况申报单。议员在任期届满前，政府成员和地方官员在职务终止时，也要提交新的财产申报单。所有报告都在向全体国民公开的《政府公报》上公布，所有被公布的信息随时可以被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监督核实，一旦公职人员被发现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即视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惩处。

　　日本

　　日本内阁最早的资产申报公开始于1984年的中曾根内阁，为监督首相、大臣是否有不当收入，内阁会议决定导入资产公开制度，使国会议员的资产状况接受国民的监督，以达到健全民主政治的目的。

　　1992年通过了国会议员资产公开的相关法律——《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日本首相、大臣都是国会议员，自然受“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的制约。该法规定需要公开的资产项目包括：拥有所有权的或者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车船飞机及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债权债务等诸多项目。当选议员的《资产报告》等报告书将被保留7年，平时在议会阅览室对外公开，可以自由抄录，但禁止拍照。

　　1995年，日本各级地方政府和议会依据该法制定了相应的资产公开规定。

　　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大臣规范”还规定，在职期间不能交易有价证券、不动产及高尔夫会员证，持有的股票要交由信托银行，且不能解约和变更股票。

　　但是，日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并不要求官员公布拥有的现金状况，而且房产、土地也不是按照时价计算，所以纵使日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走过十余年的历程，但在实践中仍很难完全反映出真实的官员资产状况。

　　俄罗斯

　　2008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批准并签署了经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这部法律进一步明确了“腐败”的定义，确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主要原则。2009年初《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生效，2009年5月18日梅德韦杰夫颁布了五项总统令，标志着俄罗斯初步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条款就是涉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款：“国家公务员应公开申报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房产、资产和收入情况”。根据该法规定，目前的申报主体分为任联邦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属于非营利组织性质的国有公司负责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各类申报主体申报的信息是一致的，即关于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权债务的信息。同时该法还做出明确规定，希望获得国家公职职位的公民不提相关财产信息或者故意提供不真实信息，将失去获得相应职位的机会;国家公职人员如果不提供或故意提供虚假申报信息，将被解除国家或地方公职，或者依联邦法律承担其他纪律责任。